么时候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一天听到我死的消息，那不是病死了，就是被他们害死了。相信我，一定！”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以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长征时刘帅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父亲接受过他的指挥。父亲每次提到这位兄长般的上级，都会流露出敬仰、钦佩的神情，对他的为人和后来的政治境遇，常唏嘘不止。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当时和刘帅的谈话：“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
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这段对话，在《张爱萍传》中也有记载。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注：《张爱萍军事文选》624页）
古今中外，一个胜利者对他高傲的不服气的对手，有用这样谦和的口气说话的吗？何况是一个开国的元首啊！人格的魅力是内在的，真的不在外表和做派。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很多老同志都说：“你爸现在脾气可好多了，年轻时，可厉害了！”他的秘书丁慎勉对我说：“我刚调到你爸爸那儿时，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首长，我就是有点紧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人家都说你厉害。他跟着就追问，人家是谁？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3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徐世辅开始也为难。我到他家里说服他，我指着电灯开关说，我要求很简单，不要我的战士懂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只要教会他们怎样做，电灯才会亮。徐说，那我能帮你做到。”
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
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建中去了，他在尝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使来自解放军陆军的他的同志们掌握操船、枪械的技能。父亲亲自为他举办了婚礼，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个海军司令为招聘来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主办这样纯私人性的活动，反响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与徐时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否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的友谊的确是真诚的。徐的夫人告诉我们，徐老晚年退休在家，时常面对挂在墙上父亲给他的题字，久久地发呆，有时竟泪流满面。1998年12月，徐时辅不幸病逝，父亲在悲痛中，为他写下五言诗《创业贵得人》，他写道：“倏忽五十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林遵后来当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兼任海军学院副院长。父亲说：“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40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中共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12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时过境迁。父亲回忆起当年他的这些老朋友时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撑起了最初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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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
1949年9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C－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