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寺庙即为文化机关。西康所有文献及一切古物古迹，类皆属诸寺庙保存，其现行之文化，是为五明文化。
“四、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西康寺庙财产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积成后，由寺内随时贷与附近人民，故寺庙对于地方经济具有吐纳调剂作用。
“五、寺庙即为仲裁处所。西康各寺，对于附近人民争执事项，常居调解地位，人民亦乐听受，往往重大纠纷，得所信喇嘛片言而解。
“六、寺庙即为人口调节机关。康民因生活艰困，兼富出世思想，民家多子女者，例送出家，留一二人主持家务。遇有死亡，则又将所送为僧之子，召其归俗，娶妻生子如故，以保持人口平衡。
酥油和糌粑（4）
“七、寺庙即为恳亲会所。西康每一寺庙所在，即为其附近人民优秀分子之集团所在。出家之后，平时既仍与家庭不断往来，保持亲谊，岁时伏腊复有种种娱乐之*以敦一地感情。
“八、寺庙即为保卫机关。凡水旱、疾疫、风雹等灾，人民例请喇嘛解救，而寺内多数具有相当武装，以备当地人民御侮之用。如遇发生毁教事变，喇嘛亦不惜舍戒，荷枪作卫教之奋斗。”
由于有对西康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因此，祖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和藏族人士特别是高僧大德多有交往，并采取了一系列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措施。如，召开僧侣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侣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通过西藏的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西藏三大寺供养，派人到拉萨学佛。 他个人也时穿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父亲记得，小时候，祖父还带他去给喇嘛叩过头；上个世纪40年代巴旺堪布还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父亲讲过，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说祖父手中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这也可见他进入当地社会之深。我想，吃酥油糌粑的爱好――如果说他确实有那个爱好的话，应该是那时养成的。
事实上，祖父在思考以“威服政策”经边的局限性时，在1930年代的若干年中，和康藏方面是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其中重要的事件是“大白事件”、“诺那之变”、“再复失地”、“甘孜事件”。下面简述之。
所谓“大白”是指甘孜县的大金寺、白利村两地。1930年5月，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冲突，祖父所部（以下简称川康军）前往调处。调处中与大金寺方武装相持于白利，并于8月30日发生战事。战事发生后，*向中央政府发电要求制止川康军前进，中央于是令川康军停攻，静候中央派遣专员处理。1931年2月9日，趁川康军弛懈，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发起猛攻。川康军后撤，藏军占领甘孜、瞻化及理化县的穹坝、霞坝两区。6月，中央特派员到达康定，向中央政府力主藏方撤兵回原防地后再调解大白事件。而藏方则电中央政府强调“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拒绝撤兵。“”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电告特派员“国难方殷，对藏亟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特派员遂与藏方订下祖父视为“屈辱的停战条件”。祖父得到通知后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后电告特派员设法延缓签字。1932年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员返南京，责成祖父负责处理，祖父“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遂调兵遣将，收复甘孜、瞻化，而藏军则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议和。依当时情势，他认为是“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着“与藏亲善之意，遂允和议。”他回顾道：“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当时如不决心用兵，或用兵而不胜利，或胜利而不迅速，”则西康“从此多难矣！”
“诺那之变”中的主角诺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蒋介石到成都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8月，诺那到康定后，借组织抵御红军事务大力鼓动康人治康。10月进驻道孚后，发动事变，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各县县长多被杀。因为打着中央支持的旗号，所以一时没有遇到抵抗。当事变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驻军发觉其行动异常，电询总指挥部得令后，出击诺那武装，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酥油和糌粑（5）
“再复失地”事发生于1936年。据祖父所述，起因于进“剿”红军的“青海军进驻邓、德、白、石四县，因军纪不良，颇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联合藏军于9月东渡金沙江袭击青海军。青海军队败退回青海后，四县为藏军占领。祖父在致电藏方责其违法渡江，电请中央政府要藏军撤退的同时，派兵施以武力压迫。藏军见势撤退，四县被收复。此后，“金沙江以东十九县，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祖父认为，“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甘孜事件”发生在1939年。事件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考其史实，只叙祖父当时的态度。他得到的情报是，在甘孜发动变乱的班禅行辕有卫队三连为骨干，持有比较犀利的武器，并“诱胁乱民”两千左右。他认为此事与诺那之变同出一辙：都是借中央名义，都是鼓动康人治康。他的态度是，“一面以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面认为削平此变乱确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点：其一，建省以来“比较从前一年一年地有进步，有实惠与民，一般民众对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头人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 ，不为煽惑；其三，有适当的处理办法。他的办法是三个：（1）向民众宣示，以正视听；（2）调兵胁制，不使蔓延；（3）运用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协助。军队进入甘孜后，事件很快平息。从“事变”发生到军队进入甘孜，为时不到两月。
以上几个事件，都借助了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些事件的解决中，祖父并没有简单得出经边只有威服的结论，而是进一步看到威服的局限，并从事件的解决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习俗的作用。他说：
经过几次事变“使我对‘蛮夷之人，畏威不怀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历代相传的旧观念，发生动摇了。而我经边的新理想，也可以说得到初步试验的成功。”
他认为：
“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
从祖父对其经边思想形成过程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自己在经边实践中的探索，同时也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启发。他谈到：
“我还记得有个事实的刺激，启发了我的思想。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
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我后来找来阿沛？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
经堂（1）
如果问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号的时候，有什么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立刻会回忆起那栋小楼里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来自二楼上的经堂，来自经堂里点的酥油灯。
经堂里供着大小许多尊佛像，大概总有几十尊吧。墙上挂着多幅唐卡和紫红色、橙黄色的帷布。一进去，会有一种浓重的藏传佛教的气氛。
管理经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称她“法贤师”，我和哥哥叫她师傅，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她陈师傅。她是我们从重庆到成都以后到家里来的。她去发，一身佛袍，一来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来北京，在我家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