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其后辈？当然并非如此。在祖父看来，儒家也好，其他诸家也好，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儒家学说并非愚民政策之要害被祖父作为愚民政策“开例”的秦始皇恰恰是连儒家学说在内统统罢黜的，要害在专崇一家而罢黜百家。
祖父的思想逻辑是，只要罢黜百家而专崇一家，不论此家是何家，都会导致愚民。治愚需教育。但是，需发展何种教育？祖父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通过某种教育得以实施的：“中国几千年来，受过教育者皆在愚民政策之下受教育，其受教育之结果，焉得不愚？”所以，教育诚然需要，但仅仅认识到此，还是不够的。那么，怎样将开启民智的教育区别于愚民教育？祖父认为，“中国这个‘愚’的问题，实在要费思索。”他试图从“教人为什么”的角度，即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的角度去区分愚民的教育和开启民智的教育。为此，他使用了一个概念“知识力”。他说：“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要通过发展能够提高人民知识力的教育来开启民智，而不是对人民进行束缚思想、没有知识含量的教育来致愚。当我看到“知识力”这个用语时，油然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力”这个概念，并猜想前者系通过对后者的一种类比联想而获得。的确，祖父在提出“知识力”时，是和“生产力、组织力、生存力”并提，构成他所谓的“四力政纲”。我的这个猜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根据是：其一，祖父阅读广泛，对于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应当给予关注；其二，祖父和一些学贯中西、学贯“马”与“非马”的知识分子多有交往。比如，1941年和祖父一起组织“唯民社”的人中，就不乏这样的人物。从他们那里，祖父很可能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概念；其三，1942年，祖父和周恩来会谈以后，中共中央于这一年6月派员在祖父军队中安设电台，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祖父得以经常读到中共的文献。后两个有时间可考的事件都发生在祖父使用“知识力”这个概念的时间（1943年）之前。从“知识力”这个概念出发，祖父对于通过肃清文盲来解决“愚”问题的主张进行了一番评论。他说：“过去有人主张平民教育，力行肃清文盲，以为‘文盲’肃清，‘愚’的问题，就可完全解决了，这是一种极其皮毛的观察。有知识无知识，还不在文盲不文盲，书生不书生，所以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段关于文盲和知识的文字，我不由想起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的“文字下乡”一节中的论述。费孝通教授谈到，“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费教授的看法和祖父的看法有相通之处。祖父当时是统治者中的一员。他何以与那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不同，而极力主张提高民智呢？当然，这和他欲求建功立业、图谋政治发展，而又苦于人才缺乏有关。甚至，和他自信的个人性格也不无联系。他曾经讲过，“通常以为有知识的人难于掌握，无知识的人易于掌握，实际适得其反世界上最难掌握者，还是属于无知识、脑筋简单的人。”这些话中流露出乐见天下人有知识而治理之的高度自信。自信，确实是祖父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从更大处来看，祖父之强调提高民智，是基于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家、民族竞争的认识，基于对变迁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提高民智争取生存的时代，我们不打破传统的愚民政策，不加紧训练民众，是绝对不足以图生存的。我们只看见美、英、苏、德等国的国家强盛，工业发达，科学发达，而没有看见他们精神的振作和训练民众的认真。我们可以说美、英、苏、德各国之强，其主要原因，是因训练精神而强的。”作为行政长官，祖父关注教育和社会治理、社会进步的关系；作为军事将领，祖父对于战争胜负和教育的关系亦给予关注。他很重视有近代战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在这个方面的观点。比如，他高度重视普鲁士的毛奇将军和日本的乃木大将的有关观点：“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胜法国，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教师。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乃木大将亦归功于小学教育。”由于深感教育、学习和国家兴亡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那资源匮乏的年代，祖父也是十分强调教育工作，强调青年人要认真读书，提出“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两句流行的话：‘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可以改成这两句话说：‘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青年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如果读书而不能救国，就失掉了读书的意义。青年既是国家的中坚分子，要来救国家，必须要有能力，有办法，若不读书，就没有能力办法，国家又怎么救得！”教育兴国的思想在清末就出现了，并为许多有志之士所认可。祖父显然既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也认可这一理念。
然而，在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诸多问题。祖父既抱教育兴国、教育兴省、教育兴边的理念，并力图通过推动教育来建其事功，立即就遇到当时的教育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问题。祖父看到现实中的诡弔：“中国自清朝末年，停废科举，兴办学校以来，国家对于教育，也并非全不注意；一般从事教育的人，也未尝不想借教育的方法，用教育的力量，来振兴国家民族。但是，学校办了几十年，国家民族，反转走到危亡的境地，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对此也进行了一番思考。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仅从教育角度看，也存在一些问题。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将以往教育未能兴国的原因归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与国策不相呼应”。这既有国策方面的问题也有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出在国策方面。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确定的国策，教育也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时而仿效欧美，时而仿效日本；时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而主张全法外人，时而主张保存国粹；并且只是掠取外人的皮毛，舍弃外人的骨髓，得着外人的糟粕，失却外人的精华。因此教育既然漫无目的，结果当然就毫无成效。”二是“教育与生活脱离关系”。他所说的生活是社会群体生活。“人类是群体生活的动物，要有群的互助，才能求得个人的生存。可是，中国过去的教育，对于学生如何经营群体的生活，如何灌输合群的知识，如何培养爱群的道德，没有特别注意，没有致力和用功，所以一个学校之中，学生与教师，有时成为森严的壁垒；学生与学生，有时成为忤逆的仇敌。甲校的学生，同乙校的学生，闹出很深的意见；甲县的学生，同乙县的学生，酿出很大的争执。尤其是学生看不起社会上的人，社会上的人看不起学生。有了这种种错误，如何能合群？如何能爱群？在学校里就没有养成合群的习惯，爱群的心理，无怪乎出社会后，一受恶习的感染，一经势利的引诱，便会做起害群和卖群的勾当了。这是教育对群体生活不注重而发生的影响。”“教育与生活脱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没有注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更没有注意学生毕业后的职业。”这样，群体中存在“只能消耗，不能生产的分子，也是要大大影响于群体的”。“学生在学校毕业的一天，便是他感觉失业恐慌的开始。到社会上，没有职业，没有工作，发生苦闷，发生痛苦，于是懦弱者就堕落，狡悍者便捣乱。而社会上许多正当需要的事业，又感觉人才不够，造成‘事在找人不得其人，人在找事不得其事’的极端矛盾现象。社会之不安宁，人事之发生纠纷，政治之不够上轨道，此为最大的原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祖父进一步将教育中存在的缺陷和中国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他说道：“中国教育的缺点有三：“（一）教育与团体生活脱节学问愈高者，个人主义的程度亦愈高。在国家同时产生的人才，甚至为世人所谓的君子，每每不并立于朝。浅识者流，只知小人与君子不并立，殊不知君子与君子还是一样的不并立。历史上小人误国者很多，而君子误国者亦复不少。归根结底，都由所受教育与团体原不发生关系，所以一旦主持团体事业，去过团体生活，很容易把团体弄坏。“（二）教育与生产技能脱节在这里，可以找出极流行的两个证据：一个是把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类；一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俗语。大家想想，为‘农’为‘工’为‘商’，就不需要教育吗？假定农有士，工有士，商也有士，那么，为什么把士、农、工、商四者拿来平行序列呢？这是显然‘士’与‘农、工、商’脱节。大家又想，从事‘万般’事业，就不需要教育吗？假定需要教育，为什么万般都是下品只有读书才高呢？一高一下，这又是证明‘读书’与‘万般’脱节。“（三）教育与生存条件脱节中国在先秦时代，文武本是不分的，六艺之教，其中有射、御二项。小之，锻炼个人体格，以求个体之生存；大之，学会了弓、矢、车、马的运用，就可以打战，以求国家之生存。到秦汉以后君权强化时代，君主为了达到‘弱天下之民以强君之一身’的目的，施行了‘弱民政策’，不但文武分途，而且重文轻武，演到今天，民族体格日渐衰弱。文人以‘文弱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