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脑袋一个一个地长出来。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穷凶极恶，卡洛斯就是一个例子。
阿弗纳的理想破灭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夏天发生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他们第一次通报情况后卡尔就问过伊弗里姆但一直到6月他们才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