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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呼呼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第20章 到西安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所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就发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