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41章 愤怒的拳头
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芒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接到最新任命前，魏德迈的职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这主要是因为史迪威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好，马歇尔把他调去起一个缓冲作用。
别人升官都高兴，只有魏德迈拿着委任状想哭。
这个老实人没有史迪威那么大的心，从未设想过要做什么老大，而且他比史迪威小二十多岁，在中国只待过两年，对东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
在魏德迈看来，史迪威是美国军方公认的“中国通”，连中国话都会说，这样的伙计都被炒了鱿鱼，可以想像未来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恶角色，我去，那不是白给吗？
可军令如山，不去不行。
中国悲剧
魏德迈曾希望史迪威能给自己一些建议，这样至少心理上还可以有个准备，免得一见面就被那个可怕的老板给弄得下不了台，然而史迪威在遭到免职后，连肚皮都给气炸了，早早便坐飞机回了美国，哪里还能找得着人。
10月31日，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魏德迈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履职。
上了船就无法下去，魏德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他发现，此时中国国内战场的情况果然相当严重，历时半年之久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从北到南，连着打垮了中国的三个战区：蒋鼎文第一战区、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
这些战区至此名存实亡，各部队都成了残破之师，很多军只剩下三千人左右，连过去的一个师都不如，战斗力更无法应付实战需要。
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象，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做出了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十一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十一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两里路。
但问题是抗击兵团本身能力有限，这个兵团的大部分要从西北赶来，此时还在路上，因此人越打越少。
即便是乌龟，横山勇迟早也是能爬到重庆去的。
当看到这些从第一线传来的战报，并且设身处地地面对种种险境，魏德迈终于了解了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中国人。
他们绝不是像史迪威和一些浮光掠影的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怯懦、消极、什么都不干，相反，这个东方民族有着惊人的坚忍、耐力与牺牲精神。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法国六个星期便选择了屈膝投降，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国仍在继续咬牙苦撑，而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少到不及英、苏的一个零头。
魏德迈遂感慨之，他说，这是一个中国悲剧。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中国悲剧中的一分子。在与蒋介石交往的过程中，魏德迈发现这个传说的凶神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可怜。事实上，那仅仅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能把这么多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对日作战，已经是相当不易。
正是鉴于这些认识和评价，魏德迈走向了与史迪威完全不同，却与陈纳德相仿的道路。他相信，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埋怨、威胁和压制，而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与支持。
11月底，日军已进逼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县，日本媒体公然揶揄魏德迈这位“新人”：过不多久，您只好到印度去办公了。
魏德迈确实有些慌了，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迁都，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万不得已时，我就死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见此情景，魏德迈便说：“那好，我也不走，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蒋介石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肯同生共死的人，那就是患难兄弟，生死之交。
可是，魏德迈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欧美理念不同于东方，战场上打不过当然要撤退，实在不行还可以缴械投降，死战，那有什么价值呢？
魏德迈后来承认，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到昆明去组织“最坚强的防御工事”。
魏德迈并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能体会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抛弃，不放弃”，比说其他任何话都强。
身边有了一个这么通情达理的美国将军辅佐，蒋介石的苦难日子也算到头了。
魏德迈的继任让蒋介石松了口气
魏德迈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最牛的伙计也不能压过老板，即使你直接代表了真理，也得给人家三分薄面，因此态度和语气都非常注意。
每提出和部署一个计划，他都不会像史迪威那样“摆在裤口袋里”，而是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充分领教史迪威那套“赶紧”“否则”的逼迫式打法后，蒋介石几乎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根据魏德迈的建议，蒋介石的统帅部向缅甸的廖耀湘新六军发出回调令，而魏德迈提供的运输机，也迅速提高了汤恩伯抗击兵团的集结效率。
蒋介石由此对魏德迈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夸他“直谅勤敏，可谓毫无城府”，对魏德迈提出的建议，没有哪一条不欣然应允，并密切配合。
火花，就这么擦了出来。
蒋介石换了个好伙计，陈纳德也换了一个好老板。在陈纳德眼中，魏德迈处事公正，为人坦诚，这让他和他的空军都有了用武之地。
在陈纳德的指挥下，“飞虎队”成规模地在贵州上空活动，连扫射带轰炸，吓得日军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唯恐炊烟被空中发现，以致招来霉运。
这还是轻的，最重要的是空军可以切断彼方的后勤补给。
凡是看到地面有日军的辎重运输队，陈纳德即实行连续无区别攻击战术，不给炸得稀巴烂绝不罢休。如果是单个的日军部队，尚可躲到村庄或隐蔽处进行防空，可船只、汽车、火车却没办法这么做。
由于运输相当困难，横山勇临时改变规则：以后主要运弹药，粮食自己想办法。
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抢，但当时十室九空，也到了抢无可抢的地步，许多日本兵便只好摘路边的香蕉充饥。
吃还能这么对付着，穿却不行。
时已冬季，气温骤降，日军全都穿着夏装，在阵阵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2月2日，横山勇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向已侵占独山的前锋部队发出电报，将其撤回广西。
八年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结束了（“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它让中方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风中的承诺
史迪威在任时，曾有陈纳德要与他争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三军总指挥，若要争名夺位，陈纳德无论怎么往上蹿，都不可能跳得比史迪威高，何况陈纳德特立独行，从来不是过分贪慕名利的人。
战略思想的不同，才是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史迪威是一个“陆军至上论者”，信奉刺刀下面找出路，认为像欧洲战场那样，决定战争的永远是陆军，空军作用不大，陈纳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自常德会战以来，中美空军已打得日本航空队毫无还手之力，后者完全丧失制空权，因此，中国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飞虎队”只要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支持，切断对方的补给线绝无问题，而补给线一断，也就等于扼住了日本陆军的咽喉。
陈纳德的话，史迪威一句都听不进去，在他那里，“飞虎队”可有可无，甚至于沦为他向蒋介石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很长时间里，史迪威只能依靠一些老式机型去完成轰炸任务，有时连中美空军的补给都无法保证，即使在桂、柳即将失守的紧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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