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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一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两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辩称：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到省城去躲一躲的。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失去了信心，看来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
谢珂破坏三孔桥梁正好给他找到了借口，师出有名了！
其实谢珂就算不这么做，关东军只要想进齐齐哈尔，理由仍然遍地都是。实在不行，就像皇姑屯、柳条湖那样，自己炸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还不一样可以赖人。
多门下面的文章全是围绕着江桥做的：桥不好，我有理由出兵；桥好了，我更有理由运兵。
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奉命来见马占山，要求由“满铁”负责修复江桥。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江桥不能使用，导致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象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碴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儿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第24章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齐齐哈尔的借口。
10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满铁”工人和武装日军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滨本第16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在他眼里，自己的对手东北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而已。
东北的征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连那些所谓的“士官系”军官听到关东军杀来，也是抱头鼠窜，老早就撒丫子跑没影了。看上去，他们似乎不是比谁更像勇士，而是比谁更像逃跑冠军。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依我看，这种狂劲，都是让形同幼稚园一样的北大营给惯出来的。
在到达江桥之前，他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滨本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比北大营的东北军更烂更没用的“支那”部队而已，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显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北大营时期”。
他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并不是北大营的将领。
他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有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琢磨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镫里藏身”，不过他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铁路为基线，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全部人马都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这时候中国已向国联递交诉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打赢国际官司颇具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你思维的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长官意志，而必须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马占山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可不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扛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前，东北军步兵精锐，超过一半都在关内，关外的那一半，有的当场被关东军给灭了，大部分则早已撤往锦州至山海关一线。
省城能打一打的，主要是徐宝珍的卫队团。除此之外，还能从边境临时调集到一些部队，但能不能上阵杀敌还很难说。这中间又有一部分是骑兵。这些骑兵部队威风倒是威风，但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000万，也不是200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儿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