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 第200部分

反转一百八

虽然取得昆仑关大捷，白崇禧却并不能立刻置对手于死地。

昆仑关一役，靠的是第五军，但是经过前期的激烈拼杀，这支精锐部队损失也接近一半，荣誉第一师所有士兵都负伤一次，事实上已无力再继续投入作战，只能撤下整补。

缺了第五军，白崇禧的矛就不那么锐利了，相反，今村均的盾却强了起来。

至12月29日，不仅第九旅团回防南宁到位，台湾旅团还又增派了一个联队，使其最前沿部队从编制上增加到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缺额。

鉴于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被打残，不能正常使用，今村均不得不将其调回南宁，转而由第九旅团接任，并由旅团长及川源七负责指挥。

及川源七到达前线后，他所指挥的四个步兵联队大部分战斗力完好，因此得以在昆仑关以南的八塘重新组织起防守阵地。

在第五军缺席的情况下，白崇禧要想啃动这道防守线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为致命的是，他的视线完全被吸引在了昆仑关局部，而没有照顾到战场的整个面。

此时，今村均完全是在硬撑着。他的八塘防线固然坚固，可是在援军未到达之前，其他地方却是虚弱得要命，在南宁，就靠一个残废的旅团驻守，也几乎是在冒险。

“小诸葛”用不着在八塘与及川源七对耗，他能应对的选择太多了。

假如要攻，可以绕过防线，或直趋南宁城下，或像今村均所顾虑过的那样，抽出兵力到钦州湾——既抄今村均后路，又阻第二十一军援兵上岸。

今村均自顾尚且不暇，牵制云云不过是想在高官们面前吹个牛，博个好印象而已。

假如要守，则可以利用广西多山地的特点，作出大纵深的部署。就算第二十一军上岸，遇到层层阻截线，要想成功反扑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可惜白崇禧一个都没选，时间就这样被一天天浪费过去。

1940年1月22日，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在登陆后已到达南宁附近，桂林行营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1月24日，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南宁坐镇指挥，并下达了四天后进行反包围作战的命令。

纵然如此，补救机会还是有。

1月27日，就在日军开始反包围的前一天，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以协助名义和张发奎一起从重庆抵达广西。

一到前线，陈诚就发现部署有问题。这么多天过去了，多达五个军的主力仍被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新增援的部队亦毫不例外地进入这一战场，但实际情况却是，包又包不成，打又打不动，而后方及侧面兵力薄弱，没有一点用于机动的可控之兵。

万一日军迂回包抄怎么办，陈诚吓得一头冷汗，极力建议白崇禧从昆仑关正面抽出两个军作为预备队，同时注意侧面日军动向。

白崇禧倒没说陈诚顾虑得不对，只是他想的不一样：用五个军尚且撬不动八塘，剩下三个军还能干成什么事？

再等一等，等后面增援部队足够多了再抽的话，也许更妥当一些。

妥当是妥当了，问题是对手不会给你时间了。

1月28日，除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外，第二十一军两师两旅团倾巢出动，绕过昆仑关，对中国军队实行短切迂回包围。

白崇禧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仓促之间，他唯一能够调用的部队，只有位于昆仑关后方宾阳的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后者急忙派全军南下阻敌。

通过空中侦察，安藤利吉发现，他只要击败第三十八集团军就能赢得全局。

2月1日，第二十一军发动了具有决战性质的总攻。

先取首。安藤利吉从日本海陆航空队调动约一百架飞机，对宾阳进行集中轰炸，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炸毁，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徐庭瑶与前线各部队联络中断，丧失了指挥能力。

第三十八集团军除撤下整补的第五军外，其他部队都是临时编入，互相之间也不熟悉，一旦失去指挥核心，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状况，加上由于是临时应战，防守阵地都没筑好，所以很快就被第二十一军逐个击破。

2月2日，近卫旅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后路被截，被迫采取全军大撤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徐庭瑶也因此在战后遭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

至此，广西战局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眼见失败已不可避免，自己又无法挽救，陈诚焦灼万分，模样一下子变了形，乃至于眼球凸出，奇瘦骇人。李济深来广西时，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紧。

陈诚十分难过：广西数十万生灵将蹂躏于日本人铁蹄之下，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十一军几天之后就自动退走了。

因为以现有兵力而言，他们根本就站不住脚。据说日军在进入广西时，沿途的老百姓都会跑个精光（“皆率相走避”），不光是避难，还为了留出空当给能打的。

广西的剽悍民风让日本人也为之头疼

广西寓兵于团，小伙子都经过军事训练，他们自发地组织民团，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拎上锄头钉耙，胆小一点的破路，胆大一点的就直接去骚扰鬼子，因此广西是颇不好待的，属于“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而日本人也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

广西人不好惹，广东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粤北的余汉谋在广州附近接连发动牵制性进攻。

2月8日，安藤利吉下令各军退回南宁，第十八师团返回广州。

在此之前，他放弃了已到手的宾阳，甚至连白崇禧原来一直啃不动的八塘，他也自动放弃了。

临走时他特地在八塘给蒋介石留下一张布告，说我得承认，你的军队曾经表现得空前英勇，可是很遗憾，我粉碎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现在“璧还八塘于蒋军”。

蒋介石看到布告后气得七窍生烟，在事后的军事总结会议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然后当场宣布将白崇禧、陈诚以下十名高级将领分别予以降级、撤职查办、军法审判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这是“七七事变”后高层指挥官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

人受罚，部队也倒霉，计有两个集团军及三个军的番号被撤（后来又撤销了桂林行营）。其中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炮阵亡，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炸死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日军撤退后才找到尸首。

对这种抛弃长官自顾逃命的“无廉耻”做法，蒋介石尤其震怒，立即下令取消了第九师番号，改称“无名师”，官兵所佩戴的符号和臂章上均印有“进就不退，守就不走”的警语，此类处分在中国军队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37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冬季攻势

蒋介石来成都，主要目的不是视察黄埔军校，而是兼职四川省主席。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得陪着流泪。

什么，你不感动？那你必定是“无心肝之人”。

后面那一句是老蒋说的。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只有稳住后方，才能把精神集中到前方战场。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拥有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