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风雪中，花朵的凋零，只是早晚而已。
1937年10月27日，刘粹刚在一次迫降时，由于缺乏夜航设备，意外地与地面一座小楼相撞，机毁人亡。
11月21日，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到日军航空队突袭，被炸身亡。
高志航在兰州试飞苏联飞机时，曾让人捎信给空军司令部的同乡：苏联战机速度够快，战胜96式有望，日必败，我必胜，我们不久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了。
唐人有诗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可是终究，这些东北籍飞行员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去，世间之不幸，真非人所能逆转。
悲情还在继续。
12月3日，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的四川籍飞行员乐以琴升空作战。当时他的鹰式座驾已经破损不堪，只能临时驾驶机场内的最后一架意大利战斗机。
意大利飞机性能很差，转身慢，爬高慢，什么都慢，乐以琴驾着这架破机，犹如戴着枷锁在跳舞。
很快飞机就中了弹，由于打开降落伞较晚，乐以琴坠地牺牲。
至此，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没了三席，站在前沿的优秀飞行员伤亡殆尽。
有一天，宋美龄让陈纳德陪着她一道去迎接归航的飞机。
一共11架，当它们降落时，一架冲出跑道，栽入稻田，一架翻着筋斗，起了大火，一架撞上了来救火的汽车……
11架有5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
这都是意大利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没有优秀者，只有让他们上了，而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宋美龄目瞪口呆，她哭着问陈纳德：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陈纳德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事到如今，还能够怎么办。
进入10月，中国空军参加淞沪会战的80架飞机，只剩下了不到12架，确实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
第14章 孤军精神
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像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了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傲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3/5，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从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2万，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5万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补充新兵，人家补一次，它要补上好几次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更是丢得满眼皆是。
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十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八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像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说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800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400人。
另外这400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20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的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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