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着我猛地一醒，发现列车早已过了站，已经到了湖边的攸里站了。我下了车，到对面去等往上去的车。我又坐在那里看列车一趟趟开过去，心里明白自己是想推迟那种难堪的交待。站上几乎没有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想他也不至于就是个强盗，坐着不动望了他。他终于迟疑着走了过来，向我问声好，又急促地对我说什么。（此处略去100字）他急了指指自己又指指我说：“Fuch you！”原来是个同性恋者。我指了自己说：“Fuch me？”他点头说：“Yes。”我说：“You？”他又点头说：“Yes。”我突然昂了脸大笑起来：“No，No，No！”笑声空荡荡的漾开。他惊慌地望着我后退几步，转身飞快地走了。
最后一趟列车开来，我上了车。下了车慢吞吞地走在街上，终于到了那条街，远远看见张小禾房里没有灯。我松了一口气，又似乎有点遗憾。轻手轻脚上了楼，开了门灯也不开，把衣服脱了甩在地毯上，用毯子蒙了头，躲在黑暗中竭力地去想，心中乱糟糟揉成一团麻，竟不明白自己想想个明白的到底是什么了。
朦胧中我被一种很清晰的碰撞声惊醒，看表已经九点多钟，天大亮了。我知道响声是张小禾从厨房里发出来的，想着她在做饭中午带到学校去吃。我憋着尿躺在床上不动。那响声总是不停，我听出了一点意味，那里她在召唤我，看我醒来了没有。我想象着她是拿了两只碗在厨房门口碰撞，不然声音不会这样清晰。我还没想清楚怎么面对她，便不理那种召唤，爬起来赤了脚走到门边，耳朵贴了门听外面的动静。一会她的脚步在楼道里响起来，用力踏着楼板提醒着什么，在门边停下了。我扶了门不敢动，屏住呼吸。忽然耳边响起“叮叮叮”三声调羹敲碗的声音，我惊得腿软，顺势蹲了下来，怕她听见我的呼吸声。听见她轻声自言自语：“这条懒虫。回来没有？”一会听见她的脚步声下楼去了。我把门推开一条缝，看着没人就走了出来。一只手又准备着，万一她从哪里冒出来就去揉眼睛然后打起哈欠。她确实去了。我去水房解了手，走到厨房一看，桌子上有一张条子：
孟浪：
昨晚等你到一点钟只好睡了。今天上午有课，中午不回。今晚请尽早回来。牛奶已煮好。
没有署名。我看电炉上的牛奶还有冒热气，两片面包插在烤面包器中，还有两片放在旁边一个碟子里，碟子里还放了一只洗好的苹果，上面还凝着水珠。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今天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呆了似的站在那里。我不能失去她，为了她我要作出一些牺牲，哪怕让自己那骄傲的心再受更多的委屈。我坐到窗边去，在心中设想着种种方案。我要对她更温柔，更关切，甚至把那一步也迈了出去，使两人关系更加紧密，她更离不开我。然后，等年底她毕业了，带了她回国去。这样想着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有点快乐起来。可是，万一她怎么也不愿回国去呢？她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才出来的！如果这样，走出那一步不是伤害她更深吗？我犹豫起来，往另一个方向去想。也许我幸运，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或者，用这几万块钱开一家小杂货店，买点牛奶、点心、烟之类，两人就这样度日，或者，带了她到遥远的北方去开一家中国餐馆，十年以后再出来。这样想着我惊出一身汗：自己能做好这些事吗？为了她我必须改变自己的一生，我有这个决心吗？
反反复复想了一天，没有结果。我神经质地对自己冷笑，又吼几声，手舞足蹈拍着手大笑。一忽儿希望她马上回来，一忽儿又怕她这就回来了。焦躁推动着我出了门到处乱走，又推动我一次次走回来。不知道饥饿，也不知道疲倦。终于，在下午又一次走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回来了。她惊异地问：“今天没去上班？”我一怔，想说：“我失业了！”可说出来却是：“跟别人换一天。”她又问我怎么不吃早饭。我这才记起她早上准备的东西还没动吃呢，后悔自己疏漏了，没有拿开。又记起今天连水也没有喝过一口呢。她不高兴说：“就怕你不吃早饭，你还是不吃。”我勉强挤出一点笑意说：“不太舒服。”她吃惊地抢上来探着我的额头说：“发烧了吗？”我抓了她的手腕在额头上左边右边碰着，说：“没有发烧，没有发烧。”她又按一按我的肚子说：“这里？”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狠劲，冲口而出说：“我失业了，老板把我炒了！”说完这句话我感到一种痛苦的轻松，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要死要活要怎么样都不管它了。
谁知她嘻嘻地笑着说：“也好，也好。”她的神情大出我的意料，我说：“哪里再去找这么一份工作，白人失业的都密密麻麻一片呢。”她说：“你早该离开餐馆了，你自己下不了决心，老板帮你下了决心，你将来肯定还要感谢这个老板。”她竟没想到钱的问题似的。我说：“一个星期几百块钱，活生生的没有了，心里什么味道，被人剜了一块去似的。”她说：“不是还有失业金吗？”我说：“几个月就没有了。”她说：“看你这么急我都想笑，怕什么，赚那点钱发不了财买不了房。你怎么只看着鼻尖尖上那一点钱！”我又不能对她说这点钱对我多么重要，我还打算凑个整数回国去呢，只好说：“发不了大财的人这几个钱也要守着。”
她说：“在家里安心拿了这几个月失业金，当几个月专业作家，写一批东西出来，还怕没好工作？多伦多华人三十万，还没有几个写文章的人的生存空间？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也就是加拿大了。”我说：“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找工作的难，我可是碰壁吓虚了胆的，孙子也装够了，要不要我给你表演一下装孙子，都能上台了。”她笑了说：“别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谁也是这样过来的。”我说：“都委屈了快三年了，一辈子又有几个三年？”她说：“再委屈五年也得委屈着。出这一趟国，容易吗？得了移民的机会，容易吗？一个人总不能把天下好事占尽了，也要付点代价。去天堂还得抬脚走一段路呢。”我说：“要是五年还伸不直这腰呢？”说着手在腰间拍一拍。她望了说，象是在我脸上研究什么，说：“怎么会呢，你？”她的乐观给了我一点鼓舞，我觉得自己也许不是那样没有希望，放宽了点心说：“试一试吧！”她马上说：“不是试一试，而是一定干成！”听了这话我有点生疏，怎么又是个林思文吗？口里说：“试一试吧！”
八十三
一年多来，每个星期都拿着那张工资单，已经习惯了。拿着工资单就想到银行里的钱往上窜一窜，心里觉得踏实。忽然这单就没有了，明白银行里的钱数伏在那里不动，心中虚着缺了一块，空荡荡的，好象一定要吸摄一点什么进去填满才舒服。这种感觉整天缠着我，哪怕跟张小禾在一起也不能摆脱。我不敢把这种空虚的感觉告诉她，怕她看小了我。想做一副满在乎的神态，却怎么也做不出。笑着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表演，自己也觉得脸上的肌肉摆得不是地方，又赶紧把放出去的笑收回来。对张小禾我本来就没有十足的信心，现在更是惴惴的。这使我在她面前多了一点拘谨，省悟了爱情原来也不是那么自由的。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这个社会好好地生存，一点优势也没有。我想找机会和她谈一谈，彻底粉碎她对我的任何一点幻想，看她怎么办。我在心里犹豫着不想就这么做了，怕失去了她。
我去失业登记所领了表填了，把那封信和表一起交了。和我谈话的政府官员是个黄种的姑娘，看去象是日裔。本来我去登记心里就愧得慌，自己凭什么就来要这几千块钱，象欠了谁什么似的，见到是个姑娘和我谈话就更加羞愧，嘴哆哆嗦嗦话也说不明白。那姑娘态度倒挺好，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又把填的表看了一遍，要我改了几个地方，告诉我支票一个月之内会寄到我的住处。整天在家里呆着，我心悬悬的难受，那一点空虚在心中形成了明显的黑洞，里面释放出一种物质般的饥渴，需要数字去填补。这时我对有钱人的苦恼有了一点新的理解，亿万富翁的痛苦也并不比平民百姓轻一些，他永远有这种饥渴。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既然痛苦是无法逃脱的，又何必向上去争取呢，争取到了就能摆脱痛苦了吗？没有了想有，有了又想更多，到头来还是不满足，还是痛苦，还是一回事，人生还是在苦恼中挣扎。”又觉得这种想法荒谬透顶却又无懈可击。
白天张小禾不在家，我疯子似的在外面游荡，看各式小车来来往往地穿梭，看各色人忙忙碌碌地行走，看宇宙万物蓬蓬勃勃生长。我在心里悄悄对自己说：“一个失业的东西，凭一双空手还去幻想什么爱情，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在心里“呸呸”地对自己的脸吐着唾沫，骂自己是癞蛤蟆。又想象自己明天在她去了学校之后，留下封信告诉她，为了她的幸福我不得不作了痛苦的选择。然后，提着那只棕色的箱子悄然离开。
下了楼对着楼上那间房子望了沉重的最后一眼，目光中那一丝绝望覆盖了所有的记忆，心中满意自己的这种牺牲，有了一种崇高的感觉，渐渐远去再也不回头。黄昏的时候张小禾背着书包哼着歌回来，轻轻叫着“孟浪，孟浪”，怕楼下的二房东听见。开了房门注意到地毯上躺着一封没贴邮票的信，在拆开封口的那一瞬间，象有神的谕示，她有了确切的把握这信是我写的，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一把撕开信封，里面的信被撕成两半，手哆嗦着，把信拼在一起去读。信怎么也拼不拢，心狂跳着把信摊在小桌子上，用手按住读了，撕裂地吼出一声，似乎要把带血的心从口中喷出来，信飘落在地上。她一下站不稳，腿一软，眼前一黑就倒在地毯上。二房东跑上楼来，惊骇地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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