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分明，也回报了一个微笑，把头轻轻一点。她端了牛奶回屋子里去了。我知道刚才这一幕已经消除了我和她之间的那一层潜在的敌意，她那一笑一定有一笑含意。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有了这种转机呢？
以后我们碰了面就点点头，有时也“嗨”地招呼一声。有几次我觉得她脚步放慢神色迟疑着想说什么，又怕自己领会错了自作多情，就一直走过去并不停下来，心里又不踏实象失去了点什么。她在厨房里哼着什么歌儿，我就吹着口哨接上去，她也并不停下，继续哼着。她最喜欢哼的一首歌是“我们在回忆，回忆那过去……”，我吹着口哨应和着，心想：“回忆什么，又挂念着那个人吧。”有天上午我坐在厨房里吃饭，她进来了，我“哈罗”一声招呼她。她说：“吃饭呢！”她居然开口说话，奇迹！我说：“吃饭，你呢？”筷子敲一敲碗。她说：“我吃了早饭没吃中饭，你这时候算早饭算中饭呢？”我说：“按时间呢，可以算中饭了，但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饭。我晚饭吃得晚，餐馆里做事都是这样。”把自己的身分交待出去了我有点紧张，也有点羞愧，看她并没有感到意外我放了心，想着可能房东已经告诉过她了。她倒了一杯牛奶，在我对面坐下慢慢的喝。我觉得气氛有点尴尬，没话找话说，问道：“你喝冷牛奶？会生病的！”她说：“都习惯了。”我试探着说：“听房东说你在多大读书？”她“嗯”一声，似乎不愿多说。我还想找些话来说，问她从哪里来，读什么专业，来加拿大多久，又怕犯了她的忌讳，都不敢问，好象动一动脚就会踩响地雷，只好站着不动。沉默一会，我想找个借口离开了，她忽然“喂”了一声。我眼睛直望了她，她又“喂”地一声，脸刷地一下红了。我想：“会脸红的人总是老实人。”我又轻轻哼起“我们在回忆……”来掩饰那种紧张的气氛。她再“喂”一声，说：“问你。”我说：“问什么，你只管问，我这个人问什么都可以。”她笑一笑又有点羞涩地说：“前几天有人喊孟浪孟浪，是喊你吗？”我说：“是的。”她说：“房东又说你姓高。”我说：“有时候写点什么就叫孟浪，朋友也这样叫了。”我不好意思说“笔名”这两个字，觉得那是有身分的人才那么说，我算什么呢。她说：“是在报纸上写文章的那个孟浪吗？”我说：“也不知道还有人用孟浪这个名字在写不？如果没有呢，那就是我。”她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浪啊！”她这样一说，我身上都燥热起来，说：“可不敢这样说！说得我心里一冲一冲的，说不定心就冲出口来了。我是活得无聊了，写着玩，顺便也骗几个稿费。”她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有一篇是《消极思想的意义》，我喜欢，不是谁想往前冲就冲得上去的，人要有点消极思想才能在这世上活着。还一篇评那些画的，我也喜欢。”我说：“那都是哄老百姓的。”她说：“别谦虚，过分的谦虚等于骄傲。”我说：“过分的谦虚等于虚伪。”她笑了说：“说了你懂吧！我不懂，信口乱说，可别在心里笑我。”我说：“到了这里，别人不笑我呢，我在心里就向他致敬了，我还敢笑别人？”
我想起那天草坪上的事，忍不住把目光往她胸前一溜，她今天多穿了件夹克，又是坐着，看不出那么明显的曲线。说了一阵子话，她变得神态自若起来，问：“怎么你不去读书呢？”我说：“读过，在纽芬兰，读了半年就不读了，赚钱去了。”她摇头叹息一声，又记起什么似的说：“有个人也去过纽芬兰，林思文，你认识不认识？”我说：“是个女的吧？”她说：“她现在在多大读档案专业。”我说：“是吗？这专业听起来不错，毕业了找得到工作。”她说：“她先生你见过没有？”我说：“那当然见过，我们还是朋友呢。”我忍不住要笑，用手挡了脸，低了头装着咳嗽，偷笑了一回。她说：“林思文很能干的。”我说：“能干有什么好呢，能干的女人幸福的少。”她说：“我不能干，也没见怎么就幸福了。反正女人幸福的就少，还不如能干点，不受人欺负。”我几乎就要问：“谁欺负过你呢？”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我说：“能干有能干的幸福，不能干有不能干的幸福，上帝造人的时候都安排好了，他老人家没打算给人完整的幸福，所以人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幸福。”她要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她说：“有点道理。”我心里想：“索性再镇她一镇。”于是说：“世界上的事，你仔细去体会，都是相反相成，好事的反面是坏事，长处的延伸是短处，一定是这样的。”她点头说：“有时候我也这样想，就是口里说不出来。”又说：“跟你说话还有意思。”我右手敬个军礼说：“谢谢你的表扬，帮你解解寂寞吧。问你，怎么不见有人找你玩？姑娘长得那个点，总有人找她，何况你呢！”她堆起一脸的笑说：“我不想跟人打交道，见了人就烦。”我双手蒙了脸说：“以后我戴个面罩在楼道里走。”她笑得拍了桌子说：“不包括你！”我说：“给我好大的面子，那我这张脸也有资格露在外面了，我这就写封感谢信给你。”她笑弯了腰指着我说：“看你这个人说话！”笑完了又说：“你应该去读书，你怎么不去读书？你只有去读书。你到餐馆里打工太可惜了，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说：“能赚钱就好。再说我的发音有问题，你听我说连普通话也不准。”她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可惜了你自己。”我想说“在加拿大我没有长久之计”，心里转了一下没说出来。她又问我在哪里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来加拿大有多久了，餐馆工作辛苦不辛苦，现在在写什么东西等等。这样我也不客气，问：“你什么时候到加拿大？”她说：“有一年多了，在多大读教育学硕士。”我说：“毕业了工作好找吗？”她说：“根本没希望。”我说：“没希望读它干什么？”她说：“家里人知道你在念书了，就放心了，不然天天来信催你，觉得你在北美打流不务正业。不读书家里人跟亲戚朋友也不好说话。”我说：“那你读个能找到工作的专业。”她说：“谁不想呢，可申请不上，好难的哟！”我说：“你女孩子一个人在这里一年多，也挺寂寞的啊！”说了去观察她的脸色。她有点不自然地笑笑，不做声。我马上把话岔开说：“说说就到中午了，你不做饭？”她站起来说：“啊呀，我下午还有课呢！”说着去做饭。我洗着碗问：“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不相信！”她说：“还有晚上的，一次煮了带到学校去。今晚要上机呢，不回来吃饭了。”我说：“你挺会算计，他们有的人就在图书馆前面买快餐。”她说：“他们学理科的有钱些。”我说：“再睡一觉上班去，我没有事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跟头什么东西一样。”
她嗤嗤地笑。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
六十二
那天晚上我干活回来正在水房洗澡，听见有电话铃声传来。我想着是张小禾的，从没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电话铃响了一阵，楼道里传来张小禾的声音：“孟浪，你的电话。”我想着她已经进去了，穿着短裤，赤膊着就跑了出去。张小禾正从门缝中探出头来，我赶紧用毛巾挡在胸前。她见了我，马上把头一缩，头在门边碰了一下。我笑着进屋去了。接了电话，竟是周毅龙打来的。我说：“今天你舍得打个长途给我，有什么事？”他说：“我在多伦多，给你打电话有十次了，你总不在家。”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你现在睡了没有？没睡我们见个面。”我说：“我正好精神着呢。”我们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央街和布禄街街口见面，他在帝国商业银行大厦门口等我。
我下楼跳上单车去了。（以下略去500字）
我想他这么晚约我出来总有点什么话说，可现在又懒洋洋的不打算说什么。我看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颓丧，想着干脆推他一推。我说：“老周，有点不高兴？”他说：“从哪里去高兴起？”我说：“天下的事再大也是个屁事，大不过要了这条命去。站在高山上一望，什么也都小了，你是历史博士，这个话其实不要我来讲。”他顺着我的话说过来：“话也是这么说，可望来望去，你眼前的那些事情还在那里。老高，我陷在这里了！”我说：“哪里至于就到了这个份上，脚踏着北美的大地，多少人都想不到的事！”他说：“不能说这个话了。在这里混下去呢，实在看不到前途。总得有条云缝里透点曙光下来吧？看不见！我不想争口气？我没有努力？我好歹也算是个人呢。三十多年的距离，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来晚了。语言不行，专业也不行，凭什么我能在这里活这条命？打一辈子工吗？回去呢，国内什么也丢了，口袋里也没有厚厚的一叠，有什么脸？来都快两年了，这个样子，我它妈的都不怎么象个人啦！想进呢，又进不动，退呢，又退不得。咬紧了牙看那张寡妇脸子把日子挺下去，有什么含义？我每天在心里把这些话问自己，转来转去还是这几句话，就是转不出一条路来！”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打工你没有一点优势。人家那些人，一天做十几个小时，十年二十年这么做着，你行吗？”他吸着烟叹息说：“读书？读个老娘。不瞒你老高，托福我也考了有两次，没信心了，托了什么福，托了罪来受是真的。再退一步说，学我这行的，读了四五年读个博士，还不是一场空？人家的社会，就这么让你打进去了？争不到生存空间啊！”我说：“有人劝过我改专业重新学起，你想过没有？”他哧地一笑，说：“早个十来年呢，还可以想想，我三四十岁的人了，和二十来岁的人去竞争？不说我没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也没这个能力。”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