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我没生气一定要我说生气。”想一想应该说生气才对。于是说：“好，我生气了，生气了。睡吧。”熄了灯躺着，她说：“你也不想问一问我打电话给谁了。”我说：“那我得自觉点是不是？你愿意告诉我还会教我到门外等着？睡吧”。她说：“我打电话去纽芬兰给赵教授，下次电话单来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纽芬兰不是。”我说：“好，打给谁也可以，睡吧。”她赌气似的裹了毯子，背朝着我。我想做出点真生气的样子也来不及了，于是说：“谁没有点自己的事呢，这不奇怪。睡吧。”她沉默一会说：“高力伟我们完了，我们真的没有一星点点戏了。”我怕她激动起来这一夜又完了，说：“春天晚上还是挺冷的，毯子裹紧点。肚子也饿起来了。”她说：“那你去喝点牛奶。”我说：“算了，让它饿去，睡吧，睡吧。”
五十二
每天跑两个地方工作十几个小时，路上还要两三个小时，晚上又睡不好，我整天头昏沉沉的，四肢骨头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每天上午出门，象赴汤蹈火似的，几乎没有勇气去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深夜回来，又担心着思文这一夜不能安神。每天出门进门时，都是精神上的折磨，过了那一瞬，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天它要塌下来我也无法回避。每过去一天，就松一口气，似乎抛开了一点重负，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人累得吃不下东西，我拼命多喝牛奶。多少次我想辞了韩国老板娘小餐馆那份工，又想到那会推迟了目标的实现，反而延长了痛苦。每天上工下工，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闭了眼抓紧那几分钟休息，在心里默记着经过的站数。有时等地铁车没来，我就坐在候车大厅瓷砖地上休息一会，来来往往的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它，反正都不认识。没有体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不必为了维护体面辛苦自己，这使我有点高兴。有几次工作时太疲倦了，我就装作去解手，在抽水马桶上坐几分钟。
这天晚上下了班，我进了地铁站，站在往下去的电梯上，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以为是停电了，但电梯还在下行。我摸着下行电梯的扶手，竭力睁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灯，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黄色。我心里一惊，记起医生说过劳累过度会出现视网膜脱离。下了电梯我凭印象往一边靠，摸索着往前去，手碰到了冷冷的墙。我靠着墙坐了下去，转脸去看那墙。我记得墙是红色的，现在却什么颜色也看不到。就这么瞎了吗？想到这里我心中还是很平静，好象即使真的有这么严酷我也能够接受似的。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张合晃动，只感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一列地铁轰隆隆开过来，在站上停下了，我听到了有人上下的脚步声。我扶着墙站起来，伸了手慢慢摸过去想摸到车厢的门，脚贴着地面向前滑动，怕一脚踩空了掉了下去。还没摸到车厢呢，听见了车门合上的声音，便停了下来。列车隆隆远去，隧道深处传来的“喀嚓喀嚓”声渐渐消失。我退回去靠着墙，想着今晚又晚回去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我扶了墙摸着往站台中间走，这样下一趟列车来了我可以摸到车厢而不会踏空。估计到了中间，我又靠了墙坐下去，仰了头竭力睁了眼去看那灯光，仍旧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黄。我心中那么平静我自己也不理解，什么事情它要来你也没有办法。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这双眼真的瞎了，就不必再活下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列车到来的那一刹那，从站台跳下去，一秒钟后就完全解决了。
渐渐的灯光强了，我闭了眼，听见列车声从南边传过来。列车停稳了我睁开眼，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分明有两个黑人从对面的车上下来往电梯那边走。我看得见了，没事！上了下一趟车我心里害怕起来，如果刚才真就这么毁了双眼，这活着就难了，没意义了。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 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 lucky，very 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音乐也听了，数也数了，牛奶也喝了，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睡下去却睡不着，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那混乱无序的画面，一幕幕在心中显现，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思文惊醒了。她问：“几点钟？”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却说：“快五点了，你两点钟睡的。”她说：“那快天亮了。”我说：“骗你呢，怕你又着急没睡着，其实才三点钟，你放宽心睡。”把表伸过去让她看。又说：“再睡一觉，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她说：“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我说：“我睡着了，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我动了没呢？”她说：“就是你动醒的。”我说：“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说：“那由你，我没有赶你啊。”我说：“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就越睡不着。”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半垫半盖。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感到好些，压力消除了，想打个滚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松，睡意就上来了。快要睡着的时候，思文叫我：“高力伟，高力伟。”我不理她，把气出得更粗一些，又转为轻微的鼾声。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打什么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来说：“还没睡着？”她说：“你还是睡上来，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我说：“那我会动来动去的。”她说：“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她说：“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心里又烦躁起来。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我说：“春天来了，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她嚷着说：“我烦躁也烦躁不得！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什么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这时说顺了口道：“自己心里不放松，情绪不平衡，老是怪我，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她嚷着说：“还不是你，还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认了，你又想翻案了！”她双脚乱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说：“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