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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车总站下了车，我说：“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思文说：“都十点了，到哪里去找。就是你要买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连忙摆手。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思文说：“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机票钱，去了多的。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我说：“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还有靠背椅呢。”思文说：“我去打电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别人给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有七八个，她拿了去打电话。过一会她回来说：“只通了两个，听口气不肯来帮忙。”我说：“我一点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按了选择键，掉下两筒可口可乐。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凑合一餐。”思文接了面包，半天吃一口。我口里苦涩苦涩的，勉强塞进口里，用饮料咽了。思文说：“今晚怎么办？”我说：“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这么多空位子，随你坐。”她说：“错了就错了，还要找道理。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跟了你总是受刺激，还说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会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从飞机上看，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我便横过去，央街果然热闹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来来往往，是国际大都会风貌。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我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理解他们。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车室，思文说：“啊呀，你回来了。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啊，怕什么！”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她说：“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以后日子还长呢，这么浪漫的城市。”我说：“一开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坛子。”她说：“我醋坛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我说：“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惭愧。我真是不要脸，我太不要脸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看你还不要脸！打这张不要脸的脸！”她笑一声，不说话。我想：“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腿分开用脚尖夹了，闭了眼想瞌睡一下，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她说：“也就是跟了你，受这样的罪，一错再错。”
我笑着说：“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她气了说；“你想这样说，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说什么，闭了眼假装打瞌睡。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Rent 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88了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
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了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