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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哪又肯听，边打边说：“打，打！就是要打！对你这样固执的人就是要打，你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对你除了打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一边拦她，嚷道：“打我还要我喜欢你！”她说：“你不喜欢我就要打！”我说：“打一个人还要一个人喜欢她！”她说：“一个人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我开了门想跑出去，她用脚把门抵了，又打过来。我迎面抓住她两只手，她说：“你松不松？不松我数三下！一、二、三！”我还不松，她弯了腰一口咬住我的手背，我痛得叫一声松了手，说：“我跟你说，再打就会出事的，到时候别怪我！”她边打边说：“出事怕什么，要离就离，以为谁稀罕你！还在想着自己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吧！”她追得我满屋子跑，我东窜西窜几次想打开门跑出去都被她堵住。这样窜着我感到了羞耻，一股倔劲上来站住说：“你打，你打，反正你现在打人是打惯了。”她扑上来又打几下，说：“我还懒得打了，今天够了。”说着坐在椅子上喘气。我看着她，冷笑几声，冷笑着声音渐渐增大，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住了笑我把手拍得“叭叭”响说：“打得好，打得好！”说着开了门说：“太好了，太好了！”慢慢走下楼去。
一出了门就被强劲的风裹住，我哆嗦一下，想上去加件衣服，想想又算了，到厨房里把房东搞卫生穿的塑料雨衣披了。站在门口我歪了嘴朝空中笑一声，自己也不明白是嘲笑还是苦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过去。
走了不远忽然听见思文在后面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忙躲到人家的门边，看见她在风中艰难地走着，一边叫着急急地过去了，头发在风中一飘一飘的。我又往回走，心中非常平静，没有激动也没有伤痛，只是手足沉沉的有些迟顿。我沿了街慢慢地走，街上没有人，人都被大风吹到屋子里去了。阳光带着一丝温热在大风中照出一个明朗的白天。走了很久我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折回去又不知怎么走到没有到过的街道上去了。忽然听到肚子“咕咕”一阵响，记起还没吃午饭，摸摸口袋有几个硬币，掏出来一只一只数了，有一块多钱。在路边的小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边走边咬，不知道有什么味道，真跟嚼蜡一样。心想可以骗肚子就算了，勉强塞进去几口。想冷静地考虑一下与思文的关系，想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又觉得毫无意义，干脆抛开了不想。我对自己这种平静感到奇怪，想着大概是习惯了。面包还剩下一个实以难在下咽，就丢到路边，心想过一会就会有路过的狗叼走了，又想加拿大的狗可能不吃面包，要吃肉，刚才只买一个就好了。忽然我抬起头，发现自己面前是坡侧的那一片墓地。
二十三
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墓地的全貌。
墓地四周被铁丝网圈着，高高低低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墓碑一层一层斜斜地排下去，一直到坡底，大概有几千个，在太阳之下显得格外沉寂。风吹着落叶在墓碑间滚动，发出簌簌的轻响，又有几片被卷着向空中飘去。枯草在风中摇晃。几只白色海鸥停在碑顶一动不动，又有几只在墓地上空盘旋，渐飞渐低，发出嘶哑的叫声停到墓碑上。我慢慢绕了过去，往下走，我记得马路那边坡侧有一张铁丝网的门。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经过墓地，心中一动，又奇怪这么大一片墓地却在城市中心。每天经过，好几次想进去看看，但忙忙碌碌把这件事淡忘了，经过时也不再注意。我绕到门边，马路对面的枫林完全落叶，黑色枝杆铁似的举向空中。小车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我从铁丝网门中走进去，里面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我沿了一条小路往里面走，枯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断裂之声。这些墓碑高的有一人多高，矮的只齐膝盖。一个大理石的墓碑两米多高，我伸出指头在上面一按，马上感到了那光滑的质感，一种冰凉的感觉传过来。手指移开在碑面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指纹印，一圈一圈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仔细去读上面刻的碑文，在心里翻译过来。这个男人1836年生于圣约翰斯。1905年死去，生前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的市政府议员。又一个墓碑只有腰那么高，石质碑的下端生着绿苔。碑前放着一束花，已经枯萎，干枯的花朵还显出最后的残红，在风中颤抖。碑面没有尘埃，显然不久前有人清擦过了。我在墓前蹲下去看碑文，这是一个女人的墓碑，她死去也已经有四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碑文上记载着她生前竟是纽芬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心跳起来，怕是自己看错了，又一行一行看一遍，在心里翻译着，的确如此。
我努力去想象四十年前的历史学系是什么样子，不知系图书室中可还有她的一部著作？一种空漠而怅然的感觉在心中涌动。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来清擦献花，难道是她女儿？我想象着四十年前的那个风华正茂的金发少女，如今已成白发老妪。几十年只是时间的一瞬，但把一个少女变成老妇人却已经足够。她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就在不久前，她颤巍巍地走过这条小路，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也许，不久以后，她也将告别人世，这个墓碑将永远地被人遗忘。在这个墓碑前我停了好久，看那凹进去的碑文轮廓依然清晰。我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一点什么，突然发出几声自己也不明白的“嘿嘿”冷笑，那声音空洞洞的使我自己打个冷颤。我默默穿过整个墓地，然后沿着尽头的小路向上走。墓地最上端是一道石砌的矮墙，我顺着矮墙往回走，一边检阅似地俯瞰整个墓地。我走了十几步，忽然发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大西洋的一角。我坐在矮墙上，凝望着眼前的一切。在凝神中我听到一种沉闷的隐约声响，这种声音我开始也听到了却没有注意，这时忽然领悟到了可能是大西洋的涛声。我静下心来侧了耳仔细辩别，终于确认了这是真的。
太阳渐渐偏西，大西洋的波涛在疲惫的阳光下远远地闪着万点鳞光。我，一个孤独的异乡旅人，在这遥远的地方，沉默地望着墓地、太阳、波涛。海鸥们在碑顶断续地发出悲戚的叫声，人死去真的还不如一只鸟呢。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象墓碑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如果不是有这么大一片墓场作证，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偏远的世界一角，也有那么多人曾经在时间里存在，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成长、奋斗、成功，然后，寂然而逝，在时间之流中化为乌有。曾经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就是这一座墓碑，这静穆的矗立就是生命的凝结。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
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虚空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一个人一旦理解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使伟大变成渺小，骄傲变成悲哀，使少年的意气风发变成老年的沉默不语，使一切意义变得意义模糊，唯有它永恒存在。它以寂然的平和把许多趾高气扬的人都打败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了一种公平，一点安慰。从小我就在内心强烈地感到历史深处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使我有一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自己这生命存在的重要。在这一片墓碑面前，生命的短暂渺小无可掩饰地显示着本来面目，我感到了那些幻想的虚妄。一个人当他成熟到能够明白自己在时空坐标中的人生定位，他就再也没有勇气骄傲。这时我觉得自己与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异国人有了一种精神感应，他们并不象我以前设想的那样，在对生命的迟顿麻木中混混沌沌度过一生。他们与还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唯一区别只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他们已经被岁月漫不经心地轻轻掩盖。眼前的岁月显得重要，这只是现在还存在着的生命的感受，时间在均匀地冷漠地移动，它并不理会这些。
历史以不动声色的沉默，掩盖了这些逝者的奋斗足迹，他们的伟大和荣光。只有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才能体会到历史的无奈，前人其实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哪怕是自己吧，就这么回到历史中去，其实了并不能真的就做点什么，真的不能。一切尖锐的呼唤和强悍的突入，都将幻化到那漫无边际的广阔和不动声色的绵长之中去。我想象着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早已长眠在地下，和这些墓中人呆在一起。也还会有人来这里作哀伤的凭吊。并惊异地发现一块刻有中国人名字的墓碑。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洞悉了一切世事的秘密，参透了生死。生与死、痛苦与欢乐、伟大与渺小、成功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爱与恨……扭结着、渗透着、汇聚掺揉、相互激荡，直至最后的界限渐渐消失。我忽然有了一种滑稽感，为什么名和利会象木偶后面的提线人，用苍白的双手操纵了人世间的一切。
太可笑了真的太可笑了。就在历史这一瞬间，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在沸腾着，喧嚣着，上海街头人头涌动，华尔街笑语喧哗。同时，非洲丛林大象在安详地散步，暗处的猎人已经悄悄伸出枪口；北京机场飞机正在升空，送别的亲人向一闪而过的飞机招手；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正在敲定决定世界面貌的最后计划；好莱坞一座豪华住宅中曾红极一时的明星正与爱滋病作最后的博斗。这一切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过去……而我，一个异乡的旅人，在这偏远的人间一角，正默然凝视着这一片墓地。没有什么景观能够更强有力地启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