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三方面负面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并可能出现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产生的“群羊效应”，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二、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比如，当国内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时，国际上流通的人民币则会择机而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三、加大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目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面对这些，我国应该清醒头脑，注意防范少数别有用心的国际利益集团歪曲事实，蛊惑煽动，阻挠和破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上升。
第三节 “先烈”和“先锋”仅差一步——中国金融业的海外并购
次贷危机爆发已近两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之势，反而愈演愈烈，远未见底。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与衰退相关联的，则是大小企业的普遍困顿和资产价格、股市的大幅下跌。中国虽未独善其身，但受影响相对有限，于是一批具备相应实力的金融企业开始了海外征程。
然而，补办完“身份证”的中投公司羞涩地亮出了60亿美元的浮亏；中国平安没有施行它那1500亿元庞大的融资计划，但157亿元的亏损计提已经完成；QDII没肩负中国人海外淘金的使命，1120亿元投资，已现600亿元的浮亏。
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进程中，“先烈”和“先锋”仅差一步。
金融业海外并购急踩“刹车”
曾几何时，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让国人豪情万丈，金融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或隐或现。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号角声中，踏着“走出去”的惊涛骇浪，那些匆忙“赶海”的“资本家们”，在亏掉了手中70％的真金白银之后猛然醒悟，轰轰烈烈的海外收购快速鸣金收兵。损失让人心痛，教训弥显珍贵。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感谢金融危机的及时爆发，否则海外收购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2008年12月3日，中国2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香港表示，在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而损失60亿美元之后，海外金融机构已经不敢再投，而非金融产业公司还可以投资。
中国平安去年底和今年初在二级市场购入约1。13亿股富通集团股票，2008年6月26日又参加闪电配售增持750万股，共计持有1。21亿股，合计成本为人民币238。38亿元。由于比利时富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导致股价暴挫，手持富通股票的中国平安投资浮亏超过157亿元。平安由此宣布放弃收购富通集团的计划。
去年9月中旬，中国首个股票型QDII南方基金全球精选火爆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此后华夏、嘉实和上投摩根分别发行的QDII均受到内地投资者的追捧。一年后的QDII却出现巨额亏损。10只基金没有一只净值超过1元。规模最大的4只基金，浮亏分别为48。2％、62。7％、56。7％、47。4％。
有人把它们称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三大败笔”，但它们也昭示着海外金融资产收购的巨大风险。
招商银行斥资193亿港币对香港永隆银行的收购已经完成，停牌中的永隆银行无法显现招行的损失，但收购的期望值已经变化。
对于更多的金融企业来说，海外之行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了。
金融机构海外并购四大国际经验
从金融并购的历史来看，海外金融并购出现过三次浪潮：20纪80年代的兴起阶段、90年代的深化阶段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时期。不同期的海外金融并购的特点不同，效果也各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大规模海外金融并购活动。当时主要是日本金融机构并购美国资产，并购对象多为房地产实物和部分金融机构股权，并购交易方式主要是现金交易。大型案例中，除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收购加州联合银行相对成功外，多数并购活动均以主并购方亏损告终。
90年代是海外金融并购的活跃期，并购规模和数量均有较大增长。欧美金融机构取代日本成为海外并购最重要的主并购方，并购成功的案例不断涌现。交易结构更加复杂，换股、增资、购买定向可转换债券、受让期权和认股证等创新工具被引入；并购对象类型日益丰富，一般债权乃至不良金融资产都成为海外金融并购对象。如美国的孤星基金（Lone Star）就曾参与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司和金融领域的不良金融资产重组、处置。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外并购再度活跃。尤其是日本金融机构借助高储蓄率、低利率等优势重新活跃，中国等外币资本相对丰富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海外并购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欧美问题金融机构和业务部门一时间成为海外金融并购的重点对象，但近期的海外金融股权并购的盈利效果暂不明显。
回顾金融海外并购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难发现决定海外金融并购成败的四条关键因素。
第一是主并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1980…1990年代日本金融机构海外并购失败的核心原因其实并非在于投资技术层面，而是日本的经济泡沫和监管放松扭曲了海外并购的投资收益与风险。广场协议前后，日本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金融机构融资成本极低，间接催生投资冲动；日本政府放宽对金融机构资本金条件要求，甚至允许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直接导致机构海外过度扩张。而当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破灭后，股票投资亏损又使得日本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8％的自有资本要求，不得不大规模缩减贷款规模，被迫撤回海外投资，流动性较差的不动产投资因此才遭受较大损失。
第二是并购时机的选择。海外金融并购作为商业投资，其时机选择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在金融低谷期并购成功机率更大。而在金融行业经营景气度高的时段，海外并购进入门槛高，资产的估值相对也较高。在金融周期的低谷阶段，由于流动性收缩产生外部资金流入需求，监管当局一般会放松海外投资限制，为海外并购提供便利。此外，金融周期低谷时期资产估值降低，原股东预期悲观，收购方能够有效地降低并购成本。如（美国美林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对日本山一证券的收购，瑞士信贷利用网络泡沫破裂的机会对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的收购等都取得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基金也曾参与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司和金融领域的重组，年均投资回报率据信超过35％。
第三，主并购方的并购战略选择与并购实力。成功的海外并购战略大多选择与自身关联度较高的并购目标，并注意交易风险控制。围绕主业并购一方面可以巩固传统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业务领域熟悉，更易于控制风险。而海外并购失败案例都与其缺少明确战略目标有直接联系，很多收购并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80年代日本并购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要选择美国房地产投资，没有与自身长远发展目标相协调。
第四，被并购方的反应。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命脉，各国均对本国金融体系保持控制。海外并购会对被并购方金融命脉控制权产生威胁，容易引起所在国的抵触心理，增加交易成本和后期整合难度。如日本三菱公司出售洛克菲勒中心物业前闲置率为26％，被美国洛克菲勒中心物业信托公司接手后，闲置率下降到不足1％，房租价格也翻了三番。由此来看，三菱并购洛克菲勒中心这类美国标志性建筑，导致民众抵触心理爆发，放大了整合难度。
中国金融业海外并购启示
国际经验为中国开展海外金融并购带来的启示：
※重视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金融周期的影响
※关注国内金融机构海外并购整合能力
※选择适合中国金融实力的海外并购战略
第一，要重视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金融周期的影响。一方面是要保持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稳定，为金融海外并购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特别要注意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避免出现在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过度海外投机和在泡沫破裂后过度从海外金融市场收缩。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国际金融周期的利用。利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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