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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5个小时，病人逐渐恢复。莫尼斯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你家在哪？”
“戴斯特罗的卡尔喀达。”
“这是几个手指头？”
她略带迟疑地回答：“5个。”
“你多大了？”她迟疑许久，不确定答案。
“这是什么医院？”她没有回答。
“你喜欢喝牛奶还是牛肉汤？”
“牛奶。”
前额脑白质切除术后
她的回答不仅未能证实病情有显著改善，甚至还反映出某种程度的认知退化，但莫尼斯并不担心。脑部手术后的病人出现暂时的意识混淆是常有的情况。莫尼斯让M太太转入普通病房，她有些发烧，后来恢复了正常。M太太转回原先的精神病院，两个月后，该院一位心理医生对她的精神状况的鉴定结果如下：
该名病人行为正常。焦虑的倾向并不明显。喜欢模仿他人，反应略显夸张，适应良好，道德观念、智力、行为一切正常。情绪略显低落，可能是她担心自己的未来所致。能正确评价自己先前的病情，对自己目前情况的理解也算恰当。
M太太并未出现新的病症，原先偏执的想法大都消除。换言之，病人接受治疗后，焦虑、烦躁、抑郁程度降低，出现频率也随之减少。
虽然残忍，但真的有效
手术显然极为成功。不过，没人知道M太太的后续状况。她在手术后，脑部有何变化？她的病情是否持续改善？有无复发？她对这次手术有何感想？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莫尼斯并未追踪研究，双方的联系就此断线。
M太太的手术后，莫尼斯继续为更多的病人进行手术。他不管诊断结果，只要有病人就动刀，这种做法让他饱受抨击。他等于把病人当成了小白鼠，后来有多位病人的情况迅速退化。尽管这并不影响病人的情绪感受，但手术的风险与效益却有必要重新评估。莫尼斯或许会这样想：这样做有用，就算没有用，也不会更糟。顶多就是这样罢了！莫尼斯这样写：“我发现这个方法也许无害，甚至对精神病人大有帮助。”
他继续进行这项手术。在病人头上钻洞，注入冰冷澄净的酒精。乙醚流过那些掌管心智的脑部组织时，莫尼斯密切注意病人的重要生理征兆。接着病人脑部出现若干烧灼后的痕迹，就像森林大火后地面上的一片焦黑荒芜。
莫尼斯最初的手术是用酒精烧灼，总计20位病人接受了手术。后来他改用脑叶切割器，这种仪器附有刀刃，可以从旁切割，切除神经联系与组织。莫尼斯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情形。长期为焦虑所苦的病人变得平静稳定，幻觉也减少了，久住精神病院的病人可以出院回家了，有些甚至还找到了工作。他为一名26岁的妇女动手术，这名妇女曾在前往刚果的途中，把行李丢下船，还因极度抑郁，而喝下盐酸。动过手术后，家人发现她“状况大为好转，好像回到没发病前。”病人本人表示：“病都好了。我现在只想回家和女儿一起生活。”
莫尼斯表示，第一批接受手术的20位病人，7位完全痊愈，7位病情有所改善，另有6位没有变化，换言之，70％的病人的症状明显减轻，长期观察，也没有发现有副作用。精神外科学者对此数据颇有争议。
反对者认为，由于缺乏长期追踪，所以对这些早期研究所得的数据的解读方式明显存在偏颇。此外，虽然病人在手术后智力测验分数似有提高，但这意义不大，因为智力测验测不出脑部手术导致的特定能力的减损。这些观点都有其价值。然而莫尼斯与其后继者宣称，这些大胆且残忍的手术让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行为得到显著改善。当时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像是百忧解之类皆尚未问世，所以莫尼斯的手术尽管残忍，但也不失为精神病人的福音。
星星之火，差点燎原
莫尼斯于1937年在《美国精神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手术结果，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自此传入美国。两位外科医生弗里曼（Walter Freeman）与沃茨（James Watts）远赴葡萄牙研修这项技术，后来发展出经眼框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弗里曼与沃茨将尖头仪器从眼睛上方插入脑部，让仪器尖端穿透眼窝骨骼组织，进入大脑半球。弗里曼与沃茨所用的方式与莫尼斯的手术最大的差异在于进入脑部的部位不同。莫尼斯在发线附近钻洞，弗里曼与沃茨则从头部最柔软的部分下手，手术仪器从眼窝插入，在脑袋里头搅和，试图切除某些组织。
弗里曼与沃茨的手术过程和莫尼斯的一样骇人听闻，此外，如果只针对焦虑和抑郁的病人，则两者的成果很相似。弗里曼引用了一个堪萨斯州的妇人的例子。这名妇人情绪相当焦躁不安，她不愿意住院，因而决定接受手术。这位妇人和M太太一样，手术前一晚，被剃光了头发，看着卷发落地，她哭了出来。隔天她被送入手术室等候，粉色的头皮宛如婴儿的屁股。弗里曼与沃茨进入手术室，钻洞、切断脑部组织、缝合。这个妇人躺在手术台上，带着敬意，说她一点都不害怕。
弗里曼与沃茨的手术
弗里曼：你快乐吗？
妇人：是的。
弗里曼：你记得你来这里时很沮丧吗？
妇人：我记得，我很难过。
弗里曼：那是什么感觉？
妇人：我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了。那应该不重要吧！
弗里曼宣称手术效果非凡：“她的判断与理解能力不仅未见衰退，而且更能享受外界事物带来的乐趣了。”后续一个半月内，两人再度为5位病人施行了手术，且发现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状况相似：手术前，焦虑、恐惧、失眠、神经紧张；手术后，完全摆脱了焦虑的困扰。
然而负面的案例接踵而至，包括情绪失控、死亡、血管爆裂、刀片留在脑内、术后感染、复发、大小便失禁，等等。莫尼斯提到一名妇女手术后第4天，开始口出秽言，高声唱歌。有些病人心智退化，像小孩一样紧抓着布娃娃，非常顺从。弗里曼写道：“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都会变成良民。”这种说法让人心寒。但我们今天让病人服用的精神类药物不也如出一辙吗？
这项手术涉及许多重要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会不会使病人丧失生命的活力？多数病人手术后心智并未退化，也未口出秽言，即使有这种情况，也只是短期现象。但有些状况可能并非短期内就能显现出来。许多病人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变得比较沉静、漠然，这种变化相当微妙，感觉好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徒有其形，但缺乏个性、感情等细微特征。
变得比较沉静、漠然倒还说得过去，毕竟火若烧得太旺，可能会烧伤自己。有位动过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医生，还能够正常给病人看病。另有一位病人则事业兴隆，还能驾驶飞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手术的方式与过程，而是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医疗伦理问题。
病人在同意接受手术前，是否获得了充分信息？原本的大脑功能有缺陷，却以移除其他功能作为治疗方式，这样合乎伦理吗？手术伤害了健全的人体组织，医生对此有什么解释？人脑是否神圣不可侵犯？外科医生是否掌握着病人的生杀大权？尽管这项手术有摧毁人的灵性和活力之虞，但它却促使我们反思一些关键的问题。这种治疗方式涉及的问题如此复杂，我们需要衡量如何取舍。
媒体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纠葛，而当得知新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后，便大力鼓吹。1948年《纽约时报》刊出了以下报导：
外科手术：精神疾病的新疗法
据报导，其他治疗重度精神病人的方式皆不见效，而在接受新研发的脑部手术后，65％的病人的病情获得了显著改善。唯有若干权威的神经学家深表怀疑。
1941年《哈泼斯杂志》（Harper’s）将这项手术誉为划时代的技术，《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对此赞誉有加。随后还有病人现身说法，这些证词半是广告推销，半是冥思玄想，和我们现在所知的截然不同。1945年，一位署名丹奈克的病人投稿《皇冠季刊》（Coro Magazine），题目为“精神外科手术治好了我的病”，他自述在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前很无助，想自杀，觉得生活了无意义，手术后则像是从“可怕的心牢中释放了出来”。丹奈克重拾自信，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据说还小有成就。他在文中写道：“我没有其他意图……我只想帮助和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若你有朋友也饱受折磨，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他鼓励与信心。”
药物的精确性只是神话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为何招致日后洗刷不掉的恶名？手术的负面影响极其明显，其术后的发病比率有时高达近30％。而在美国大力推行此项手术的弗里曼，做法也相当粗率，手术历时不过10分钟，他既不消毒手术工具，也不帮病人覆盖遮布，只管扯下脑部神经束。弗里曼完全不筛选病人，只管动手术，这就好比现代的精神病医生，不论来者何人一概给开最新的抗抑郁药物。弗里曼尽管看似相当关心这些病人，每年还会写圣诞节卡片给他们，开车前去探访，关心病人的进展。但他的许多不当做法让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恶名。
尽管手术成效不佳，但不可否认这项手术确实帮助了许多人。美国国会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委员会调查精神外科手术，原本打算立法予以禁止。但调查结果却发现，精神外科手术不仅合法，而且“对若干精神疾病的治疗或症状的缓解，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这完全出乎委员会的预料。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精神外科手术“不失为有所助益的疗法”。向来严词批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瓦伦斯坦因也写道：“许多焦躁易怒的病人，在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症状都获得了明显改善，甚至有些病人完全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