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都不会改变这固定的看法。人的一些看法是根深蒂固的，钱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阿妍刚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不知道往娘家拿了多少钱，给了也是白给，丈母娘觉得把阿妍这个女儿养大了，这是应该的，可是对别的女儿就不这样。
丈母娘总觉得阿妍嫁了我这样穷女婿，太吃亏，不要些钱就更亏了。我们越是穷，她越是要榨钱，硬是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等我们有钱的时候，她又觉得你们反正有钱，又不能有孩子，留着钱也没有，因此更觉得阿妍应该花钱。我在阿妍的娘家总是抬不起头来，过年给老人买礼物，给小辈送压岁钱，阿妍永远是花得最多，可是花多少钱都得不到那个自尊。到后来，风水轮流转，我们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了，她父母也老了，病的病，死的死，临了都是靠阿妍照顾，理由是阿妍反正下岗了，反正又没班可上，照顾二老天经地义。
我为此很有些意见，很有些不痛快，我不是舍不得钱，是舍不得阿妍。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我觉得她家里不应该因为阿妍人好，就欺负她，不应该觉得阿妍好说话，就不把她放在眼里。凭什么我们永远都低人一等，穷的时候，我们没地位，她娘家的人看不起我们，等我们赚了些钱，他们心里又不平衡了，又是一肚子的意见。他们总觉得像我和阿妍这样没文凭的粗人，不应该发财。他们看不惯我们这批最先富起来的个体户，我们下海做生意的人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有钱人，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当然，不只是阿妍娘家的人看不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都这样。
那一阵，冯瑞常常带人来光顾我的餐馆。那时候他还没下海，还不像后来那么发财。他只是商业局的一个小办事员，是个什么秘书。成天游东逛西蹭吃蹭喝，四处为别人拉皮条介绍生意，要不就是帮朋友弄一些凭票供应的紧张商品。说老实话，他小子到哪都改不了一个干部子弟的嘴脸，而且真没少帮过我的忙，不知道为我老四介绍了多少笔生意。我们虽然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不过我对他总是有些那个，怎么说呢，总是有些小小的醋意吧，有些小小的不放心。这小子也曾有不仗义的地方，当年我还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他竟然动过阿妍的脑筋，是读工农兵大学生的那会，竟然偷偷地追求过阿妍，当时阿妍和我的关系已经定下来了。
第四章（三）
这事我本来也不知道，结婚以后，阿妍有一次说悄悄话，头脑一发热，便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女人就是这样，只要男人对她好过，追求过她，就会一直放在心上。因此对于冯瑞，我一直有些戒心。我知道就算冯瑞是奔阿妍而来，他也没有那个胆子再追求阿妍，而且阿妍也绝对不会给他那个机会。我更担心的是冯瑞会把我与谢静文的事情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我和她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颗定时炸弹，炸弹的引信就在冯瑞手上捏着，只要他使坏，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
有一天，喝了一些酒，冯瑞端着一个空酒杯，看着杯底，叹起气来，对我语重心长地说：
“老四，要说也真是不公平，难怪你那大姨子小姨子不服气，要心理不平衡，你说这年头，知识实在是不值钱了。现在是谁有钱，谁狠，谁有钱，谁牛逼。想想人家好歹都是大学生，可大学生又有什么屌用，像我这样，就算是在商业局，都说是肥得不能再肥的差事，又怎么样了。这年头，搞导弹不如卖五香茶叶蛋，搞尖端科技不如去贩老母鸡，有文化不如卖大碗茶，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最不值钱，今天的知识还不是一样的不值钱。什么科学的春天，什么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是些漂亮话，我有时想想，与其这么在商业局混下去，还不如像你老四一样，开一家小饭馆算了。”
我知道他当时是有些羡慕我发财，是看着老四挣钱眼红。
我等到他不想再说下去的时候，调侃了一句：“说这么多，还不是那个意思，其实你冯瑞自己心里不服气，其实你也看不上我。”
“说这话就没劲了，我们俩，谁跟谁？”
“别跟我说谁跟谁，我没读过多少书，话还是听得懂。”
“我他妈发发牢骚还不行。”
这时候的冯瑞已开始发胖，肚子也有了些意思，挺起来了，他本来是不戴眼镜的，最近突然在鼻梁上架起了一副金丝眼镜，不时流露出港台人的说话腔调。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都已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我和冯瑞结交也有十多年，这十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大，或许当年跟我学武术的时候，他那样子太可怜了，我内心对冯瑞总有些看不上。我忘不了他在学校门口遭遇的胯下之辱，无论他再怎么神气活现，我想到他当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狼狈样子，就忍不住要在心中产生一点不屑。
酒已喝得差不多了，冯瑞意犹未尽地继续往酒杯里倒酒，还让我陪着他一起喝。我说我是不能喝酒的，他想喝多少，那是他的事，我不会舍不得酒，不过喝完了得自己走，别喝倒了摔在马路上，我可不会送他回去。
“妈的，不喝了，你不够意思，”冯瑞借酒蒙脸，说，“你说我会摔在马路上，就冲着这句话，我不喝了，老四，不喝了，真的不喝了。”
他嘴上说不喝，结果还是又喝了两杯。这两杯酒下肚，他基本上管不住自己了，跌跌撞撞去公共厕所撒了一泡尿，再跌跌撞撞回来，往桌子上头一歪，立刻打起呼噜，鼾声惊天动地，睡了将近三个小时，从午后一直睡到晚上客人来。
丁香走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去保姆市场找了两个人回来。加上原来的两个姑娘，我这餐馆已经雇了四个人。后来的两个人是一个村上的，都姓王，很愿意在一起干活，说好要做就一起来。来了以后，这两个人在一起老是疯疯颠颠，一天到晚说不完的话，而且和原来的两个人配合不好，来了就闹不团结。结果，人虽然多了，干活远不如丁香在的时候。阿妍因此很有些怀念丁香，觉得像丁香那么勤快的帮手走了，实在有些可惜。
好在不过半个月功夫，丁香便又来了。她的脸色苍白，问她是怎么回事，神色黯然地说胎儿已经打掉了，并且婚也离了。从外形来看，丁香的变化并不大，因为她走的时候，还穿着大棉袄，现在给人的感觉，不过是脱了件棉袄罢了。天气说热就热起来，丁香为了保暖，穿得仍然要比一般人的衣服多，大棉袄脱了，还套着一件厚厚的夹袄。与阿妍一样，丁香如果不是腿瘸，也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像她这样的身坯，有没有几个月的身孕根本看不太出来。对于她的突然出现，阿妍很有些吃惊，说你既然是刚堕了胎，怎么不歇一阵就出来了，这才几天时间。
按照通常的说法，堕胎是做小月子，要保暖，不能下凉水，是要卧床静养的，丁香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冒冒失失地跑出来了。阿妍的一番问话碰到了伤心处，丁香立刻伤心地抹起眼泪来。这一流眼泪，阿妍的同情心立刻被唤醒，又是问寒问暖，又是问这问哪，还亲自为丁香下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丁香感激地说：“大姐，你待我真是太好了。”
阿妍本来就是与丁香说好的，只要她来，我们还雇佣她，她现在真来了，我们不得不兑现承诺，不得不把她接受下来。可是我们已经雇了四个人，再多一个人就得又多一份开支，毕竟小餐馆只是刚有些起色，而且现在这情形，也不能让丁香干什么，我还有些犹豫，阿妍十分爽快地说：
“好吧，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你就先住下来，工资我们照付，暂时也不要你做什么，你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我们不要你做任何事，别给我累出什么毛病来，落下什么后遗症。”
丁香对阿妍真是感激不尽，这以后，她一直把阿妍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说老实话，阿妍对待丁香真是没话可说，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阿妍这个人不仅有同情心，而且有侠气，她要是准备对谁好，那就是绝对不会有一点点含糊，她属于那种对人好能把心都掏出来的女人。那一阵，这两个人好得跟亲姐妹似的，丁香更是什么话都无保留地告诉了阿妍。
丁香和她那个丈夫的婚事，早在两人小时候就订下来了。据说她丈夫要离婚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要解除他们之间的包办婚姻。丁香家的条件当时比较好，经济状况好，成份也好，因此她虽然一条腿有些瘸，比丈夫还大两岁，丈夫家还是觉得娶她这么一个媳妇不吃亏。丈夫家是地主，在当时，地主的儿子往往找不到老婆。丁香结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已经差不多了，结了婚，家庭成份渐渐不是什么问题，她丈夫开始觉得有些吃亏了，觉得丁香不配他。这男人的脾气有些怪，或许是自受人欺负惯的，性格有些分裂，既不喜欢丁香人高马大的样子，又不喜欢她太老实，太温顺。他喜欢的都是那些小一号的女人，喜欢女人凶，喜欢女人泼辣。他喜欢那些小妖精似的女人凶神恶煞一般地对他发号施令。
那天丁香跟丈夫连夜走了以后，因为没赶上最后一班汽车，就在长途汽车站的凳子坐了一夜，然后乘第二天的头班车回家。下了车，丁香的丈夫不是先领她回家，也不是去医院，而是急匆匆地赶去公社办离婚。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春意盎然，山坡上，一排排梨树都开花了，白花花一片。丁香坐在梨树下休息，她丈夫在一旁迫不及待地等着，迫不及待地要催她走。这个男人的脑子里这时候能想到的事就是离婚，他最担心的就是丁香会突然变卦，担心丁香会再一次从他眼皮底下跑掉。丁香歇了一会，含着眼泪继续跟在丈夫后面走。她现在只能把自己交给他安排了，她现在是个木偶，随他怎么摆布。现在，丈夫想怎么摆布她都可以。到了公社，负责盖章的人找不到，丁香的丈夫东奔西跑，到处给人递香烟打听，最后硬是让他像警察捉贼似的将管公章的人找到了。
在离婚证上盖了鲜红的印章以后，丁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