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高大但骨肉疏松的渤海民工团“钢铁第三连”指导员命令两个青年夫子把父亲捆在一棵大桑树上，这是１９８４年初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亮后，父亲看到桑树被饥饿的人们剥成了几乎裸体。两个青年夫子一个叫刘长水，另一个叫田生谷，都是高密东北乡人，父亲看着他们眼熟，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两位对余豆官这个土匪种却很熟悉。父亲虽然比不上爷爷大名赫赫，但也算得上东北乡的传奇人物。听到指导员的命令后，两位夫子脸上在黎明前的晦色里露出了一些朦胧的难色，手下的事儿干得不太迅速。指导员拍着盒子枪的木匣，哑着嗓子训斥他们：“磨蹭什么？动老乡观念了？快捆，捆结实！”
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的莱、海阳口音，他身体有病，哈着腰，经常咳嗽、吐痰。父亲在晨光中发现了他牙齿的闪光。
两个民夫一左一右紧着绳子，把父亲的身体与桑树捆在一起。他狡猾地鼓足着力气，抵抗着绳索的侵入，为的是松气时绳子松弛些。清冷的空气使绳索僵硬，索上的细刺像针尖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热度很高，头眩晕，鼻子胀得厉害。
捆绑完毕，两个夫子退到一边去。指导员不信任地斜了他们一眼，走上前来，检查捆绑的质量。父亲赶忙挺胸鼓腹，让绳与肉紧密咬合。指导员用残手上的两个相依为命的指头往绳与肉之间插，插得父亲肋骨奇痛。插不进去，说明捆得紧，绑得牢，捆绑质量很高。他满意地对两个青年夫子哼了一声。他恨恨地对父亲说：“小王八羔子，看你还怎么跑！”父亲听到指导员说话时肺里有重浊的杂音，还嗅到了他牙龈发炎的味道，父亲心里升腾起了蒙骗得逞的愉快，只要一松气，绳子与肉皮之间就有了间隙。
天有些白亮了，离桑树一百米的民夫连宿营地里，传来毛驴厮咬的声音，寒气逼人，驴声显得暖烘烘热呼呼，驴声里有驴的胃里泛上来的草料味道。一个黑瘦的人从那边走来。父亲认出了他是连长，看到了他披着的那领日本鬼子军大衣。
“抓回来了？”连长问。
“抓回来了，”指导员说，“这兔崽子，腿下好生利索，要不是我打瘸了他的腿，非跑了不可！”
父亲突然又感觉到腿肚子上枪伤的疼痛，不是指导员提起这痛疼不明显，他庆幸子弹未伤着腿骨，暄肉伤，好得快，伤了骨头可就毁了。
连长凑上来漆黑发亮的生铁脸，用两只细细的冷眼盯着父亲看一阵，然后，猛挥起钢硬的巴掌，扇了父亲的鼻子。“混蛋！”连长说，“非毙了你个狗杂种不可！临阵逃脱，还是什么土匪种呢！”父亲鼻子一阵酸麻，刚想呜呼叫喊，就感到四股热乎乎的液体在脸上，两道泪水，两道鼻血。他无法擦拭脸膛，心里憋闷，便呸呸地啐着嘴里的咸滋味，骂道：“你妈的连长！共产党还打人？”
连长又挥掌在父亲的鼻粱上加了一下工，回骂道：“共产党不打好人！”
父亲知道斗嘴不是好法子，除了落得皮肉受苦外，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于是便闭了嘴巴，低下了头。
连长劝指导员回营地休息一会儿，并命令两位青年夫子严格看守父亲。刘、田二位各肩着一杆解放军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老汉阳步枪，诺诺地答复着连长的命令。连长和指导员一高一低向宿营地走去，指导员咳得很厉害，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因病转到地方。刘与田披着破棉袄，黑色牛皮腰带上插着一棵木柄手榴弹。太阳在东边烧起一团火，照着荒凉颓败的村庄里的断壁残垣、朽木枯株和干萎的蒿草，草茎上结着白霜。刘、田二位眉上有霜，他们的黑脸膛遭到太阳光照，黑红黑红，犹如怪异的葵花。一股｜乳白色的热气从他们的嘴巴里喷出来，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底，秋天结束了，父亲心里一片凄凉。刘长水打了一个哈欠，身体有些晃荡。他对父亲说；“余豆官，都说你是个生死不惧的好汉，跑什么？民夫连死人的机会不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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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的心里很不愉快，被人曲解为怕死鬼，是莫大的耻辱，但他没有辩解。
田生谷说：“你这小子，害得我们一夜没得安生。你跑什么？不知道队伍等着吃粮？待会儿怕要枪毙你了，有什么要往家里捎的话，跟我们说说吧，孬好是乡亲。”
父亲说：“你给我把脸上的血擦擦，别让我这样鼻眼不清地挨枪崩。”
田生谷跟刘长水交换了眼神，疑虑重重地说：“余豆官，你不会趁着我给你擦鼻血时机咬掉我的手指头吧？”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自然不知道脸上的笑容怪模怪样，令两个年轻夫子胆寒。他们互相推托着，谁也不敢冒风险。父亲愤怒地说：“别他娘的推托了，不用你们擦了！”
田生谷怔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豆官，不是我不给你擦，是你太厉害，村里人都说你在日本用牙咬死了一头狗熊，看看你，一口那么结实的钢牙。”
父亲说：“别啰嗦了，我不用你擦了。”
田生谷从破棉袄的洞眼里掏出了一团肮脏的棉花，小心翼翼地靠近父亲，马马虎虎地揩了他脸上的血，又掏出一小团棉花，撕成二份，搓成两个小球，堵住了他两个流血的鼻孔。
这一堵使父亲本来就发胀的鼻腔更胀得厉害，他嘟嘟哝哝地说：“你想憋死我吗？快把棉花拿掉！”
田生谷说：“老余，我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堵着怕你流血哩。”
父亲说：“我血多，流不光，你快点弄掉吧，憋得我脑袋瓜子都发晕了。”
田生谷把棉花球儿从父亲的鼻孔里掏出来，厌恶地扔在地上。地上已经十分明亮，一粒黄铜弹壳儿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刘长水打了一个喷嚏，然后用明晃晃的袄袖子擦了擦嘴巴，说：“老余，你还记得与你一起在大洼里打狗的德治吗？他是我小叔叔。”
父亲打起精神，观察着刘长水瘦巴巴的脸，努力从沉沦的记忆里寻找着少年时英雄伙伴的面孔，他的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初冬阴霾的天空，天空下翻滚的潮湿烟云，烟云笼罩着的高粱地，墨水河低沉的呜咽，尖利的东风，疯狗的咆哮与喘息，手榴弹的清脆爆炸声，一一在他的耳畔轰鸣。腐臭尸首的味道、乌鸦粪便的味道、硝烟火药的味道、“二百二”药水的味道，伴随着声音和图像，通通涌上他的心头。在这纷沓的诸多感觉中，终于缓缓地涌出了那个黄脸皮、黄眼珠的瘦长少年的形象。他是为掩护父亲和母亲冲入狗阵拉响了两颗手榴弹与一群疯狗同归于尽的，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
父亲感激地望着民夫刘长水的脸，呢呢喃喃地说：“德治是你的小叔叔？你那会儿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长水低沉的回答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一百米外的宿营地在红太阳下乱糟糟地动起来，数百名民夫从车子底下、从用破油布搭起的遮霜棚下钻出来，连长挺着胸脯，亮着眼睛，吹一只铁皮哨子，尖利的哨音从数百个身体发出的交响里高高地拔出来，像海鸥在海浪上鸣叫。几十头毛驴也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它们宛转多曲折的叫声把哨音彻底淹没了。
父亲充当民夫一个多月，第一次脱离了连队，成为一名狼狈的旁观者。他看着繁忙的人们，心里浮起一种酸溜溜的感情。民夫们有的整理车辆，有的去街边的水井打水。父亲看到刚出井的水冒着稀薄的热气，口渴的驴对着水桶喷响鼻。后来炊烟升起了，连长吹哨子集合起二百名民夫，让他们排着队，走到父亲面前来。刘长水小声对父亲说：“伙计，你的死期到了。”
父亲亲切地注视着迎着朝阳走过来的民夫连，丝毫也没感觉到恐惧。他坚信死神降临之前，总会有些特殊的感觉，但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切正常。他用挑剔的目光看着逼近的队伍，嘲笑着他们凌乱不齐的步伐和庄稼人的各式怪模怪样的步态。尽管受过正规训练的指导员哑着嗓子喊口号，但民夫们的脚照样各迈各，不踏点子。队伍行进到离大桑树五步远时，指导员喊了“立定”的口令，队伍却立不定，好象惯性难收，一群熟悉的面孔凑上来。父亲不愿意看他们，便放远了目光。宿营地那儿还留下几个人，有持枪站岗的，有埋锅造饭的，有打水饮驴的。荒草几乎淹没了街道，村子里的人好象死光了。
指导员大声说：“同志们，我们民夫连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也和正规部队差不多，现在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前线部队需要粮食，我们大家都努力前进，争取立功。但是，十个指头不齐，一粒耗子屎坏一锅粥，余豆官昨夜开小差，妄图逃跑，被我们抓回来了！我们是受过军区首长表扬的支前模范连，是渤海民工团的光荣，在我们连队里，能容忍这样的怕死鬼软骨头吗？”
指导员等待着民夫们的怒吼，民夫们却紧紧地闭着嘴，没有一个人吭气。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想煽起人们对贪生怕死者的愤怒，便不惜把各种侮辱性的名词扣到父亲的头上。
民夫们依然不吭气。
连长沈不住气了，高叫道：“你们说，像这样的逃兵该不该枪毙？”
民夫们低垂着头，谁也不吱声。
父亲被指导员骂得十分窝火，便昂起头，大声说：“他妈的痨病鬼子，别嗷嗷了，要砍就砍，要毙就毙，余豆官要是装了孬熊，草鸡了，就不是余占鳌的儿子！”
连长说：“好小子，倒嘴硬起来了，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何临阵当逃兵。”
父亲说：“我没有当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