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2004年至2005年 一种欲望超越了所有欲望
第一节：欲望手纸一样简单，人生黑洞般神秘
第二节：这夜上海无情无性
第三节：今夜上海有性无情
第四节：就做一只光荣的“鸭子”
第五节：洗头女：生活就是如此的无奈
第六节：重新改写的“上海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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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1）
1976年9月9日的这个下午，对一个上海青年来说至关重要。
在上海市重庆南路、建国西路口的卢湾区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馆内南墙上，一个民族的领袖正至高无上地凝视着，他统治了这个空间乃至窗外世界已有27年之久，他那一成不变的神情似乎表明，他将继续统治新的27年。
封闭式书架上，规范、谨严地摆放着文、史、哲书籍，它们是：表现一个阶级基本哲学的卡尔·马克思专著、歌颂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农民传奇、描述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特稿：《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
控诉的政治与控诉的文字。
青年下意识地选择了靠窗的位置，有意识地选择了一部小说《阿提拉》。它的主角由于暴力，这份暴力带来的生动魅力而活在后来的人们的记忆中。它与窗外世界相距甚远。那个世界表面单一而内里诡谲，那个世界的本质已被它的极少数反对者所洞悉——从高傲的诗人到不屈的贞女——但仍没有被全体人民所识破，它仍以表层的坚韧和逻辑性让人们畏惧不已。
这个上海青年明白他和窗外世界的微妙冲突。
一切由来已久，开始于他的Chu女读，开始于他的心灵中定期地会浮现起福玛·高尔杰耶夫、在十一月份由华沙赶往彼得堡的梅思金公爵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等等身影之时……他挑选了《阿提拉》，试图在历史的迷烟、往事的迷宫中，把握更高、更内在的存在。但这不是说，青年与他所面对的窗外世界完全地格格不入。在它日夜响彻的喧嚣声中，在它所提供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等等的造型中，他都倾听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回声，他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当然，他没有意料历史会在未来的时刻将一个非英雄时代推到他的面前，他会面对这么一股汹涌的情感激流，这激流也许还没有真正地吞噬尽他内心中的东西，却也毫无疑问地吞没了他整个的身子。
《普利策，我还能梦想什么》。
《被敲打的灵魂》。
那一刻，青年阅读。他倾听着阿提拉的马蹄声、阿提拉军团的金戈相交声，他感受着欧洲在征服者的刀剑下默不作声，感受着十个世纪之前欧罗巴民族的那份恐惧。
极其突兀地，喇叭声充塞着这个空间，是沉重、压抑、悲痛的声音：《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在已经过去的1976年的那些日子里，伴随着这种声响，总会唤起他内心中一番坍陷般的感觉。他意识到不妙，并无比紧张。
果然。那个沙哑、沉重的男中音宣布了一个事实——它在那片刻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毛泽东离开了他的人民和他的土地。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
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青年听到一声类似兽性的喊叫，一个中年男子在他前面猛地站起，跌跌冲冲地奔向门外。左侧两个中年女子先是肩膀剧烈地抽动，随后掩面而泣，又嚎啕起来。他面前的那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画板原来好好的叠在一块，这时突然毫无来由地“哗啦啦”地倒向地面……
青年没有抽搐没有嚎淘没有恸哭，他只有一种贯穿肺腑的震惊，这种震惊后来持久地在他内心深处轰鸣，在他梦魇中激荡。 那刻，青年只有一种强烈愿望，那就是走。走，走，走，走进大街，走进人群，走进千万颗为了不同原因而颤抖的心中，他渴望捕捉、感受窗外世界的激越的律动。如同八个月前，在寒风凛冽的淮海路上，他和人们一起恐惧地肃立在商店的收音机前，听凭一个同样悲怆的声音敲打自己的脸庞……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而那刻则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
青年走出图书馆，来到大街上，天色灰白，房屋萧杀，一切仿佛都已改变，都因为一个人的消亡而与前迥然有异，但唯独一样东西没变：孩子们。
在合肥路、重庆路相交的地方，青年目睹两个男孩正叉开自己的小腿，向空中撒出一线尿。尿线在虚空中交叉而过，划出一个小小的孤度。孩子们微笑地表现着自己的力量，在游戏中尝试着他们最初的男子气和最初的征服力。
在重庆南路、合肥路交界处，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当上海和上海以外更广袤的土地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去世后的那瞬间空白，唯独孩子们在做着游戏。
游戏的孩子们。
孩子们。
游戏。
随后时间过去了十五年，是1991年10月23日二十点。
这个上海青年已逐渐逼近了准中年，这天他以城市目击者的身份来到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在大堂沙发上，准中年目睹十来个年轻人坐着，他们全都身着砂洗宽松茄克衫、飘飘欲仙的十八裥太子裤、老人头或仿老人头皮鞋，他们都面带焦虑地等待着什么。当准中年离开锦沧文华大酒店时，已是深夜二十四点。准中年看见他们仍等候在那里，只不脸庞上的焦虑格外明显了一点。准中年不由好奇地询问，方知他们在等候一个叫做陈百强的香港男人，为了他的《一生何求》，为了他“DANNY〃的签名。
那一夜，陈百强始终没有出现，或许出于不屑，或许出于无奈。他们留给准中年最后一个印象是在大堂门口，他们全体高唱着《一生何求》，随后满怀激｜情地高喊着：〃丹尼，我爱你！〃、〃DANNY，I LOVE YOU！〃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2）
他们青春的力量敲打着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墙壁，也敲打着准中年的心房。准中年注视着他们，在自动感应门的另一面。他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庞上，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孩子的影子。在离开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之后，路边撒尿的孩子们已成长为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类人。二十四年前，他的哥哥徒步前往井岗山，为了得到一枚瓷器毛泽东像章而四处乞讨；二十四年后，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为了一个陈百强的男人而神魂颠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准中年在内心这样想：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能够读懂他们吗？
于是，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准中年在告别了他的亚文化调查之后，开始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试图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试图想知道当那些男孩在路边作着撒尿游戏时，他们还拥有什么感受？
我在贵阳钢铁厂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学校座落在贵阳市的南明区。我六岁。那一年。
我在课堂上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看见老师痛哭失声。我没有多少悲伤，只因为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一会。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过去他总是欺负我。这天在街头水沟边，我和他打成一团。我打输了，脸上身上火烧一般地痛，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里，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抱头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伤心。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模样，姐姐便哽噎地夸奖我，说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为我和大人们一样了。。。。。。
十五年过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是姐姐对我的夸奖。她让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样的人，大人。
胡辛这么说。胡幸于1970年5月出生，该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一年，我七岁。
我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24号。
那个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一声叹息，他说：老毛死了，中国没希望了。
在这前，我的外公刚刚去世。对我来说，那时我区分不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外公的去世对我有更大的打击力。
卢彦这么说。卢彦1969年11月出生于西宁，今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在班上，我看到老师悲痛万分，痛哭失声。回到家，又看到许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个女人也在一个劲地哭。我平时挺讨厌这个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还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电影了，第二天的电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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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颖这么说。王文颖出生于1965年。今年26岁。工作于香港奥美市场广告有限公司。
我最难忘的是在电视中看着王洪文念悼词的景象。我对祖父说：他看上去象一个坏蛋。
祖父狠狠地揍了我一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滋味。
徐舒天这么说。徐舒天出生于1972年。今年正就读于上海公安专科学校。
我和徐舒天一样，也是四岁。对于1976年9月9日，我没有感觉，一点也没感觉。
何天华这么说，何天华出生于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91级学生。
毛泽###然离开尘世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恸哭——不管人们出于何种难以道尽的心情——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段时光，是数亿中国公民同感山崩地陷的日子。
新华社报道：在上海，“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不约而同于傍晚含着眼泪、抽泣着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韶山、8000军民连夜聚集在毛泽东故居前，痛哭不止；在唐山地震灾区，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街道、公路上许多正在行驶的汽车、马车、自行车立即停了下来，新华社记者看到：坚强的唐山人民，许多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没有掉过眼泪，今天，当他们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失声；9月9日，河北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