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就这样成了M国B公司在上海的“首代”，随后，吴死心塌地地通过全部关系网将B公司的电子元器件覆盖在960万平方公里上，与此同时，他的薪水和佣金也以〃深圳〃速度向前推进。没有人可以对吴的财产作出精确估计，保守点揣测是60万，大胆点认为是100万。
1988年的年底吴荣归上海。在“友谊酒家”吴以一千元一桌的代价款待他亲朋好友。酒宴上，吴夸夸其谈，声称一个中产阶级即将诞生，而他将率先进入这个挺够意思的阶级。吴还说他想在上海西郊购置一幢别墅，他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去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新西兰的家伙：说到底，他们只是一些扒分高手，一群没有生意经的无头苍蝇。
吴的感觉良好，吴没有理由与这个世界诀别，这世界不就是属于像吴这种快速成长的阔佬吗？
但吴从轮船的甲板上跳下了大海，三个老人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们阻止不了也无法阻止。
刑事警察和一切关心吴的人都在推敲吴的字条和那背后的问题：吴为什么要拒绝这个色彩斑驳的社会？吴遭到了什么压力以致完全屈从于死亡？吴的自杀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背后另有巨大的隐情？
有人指出吴在童年时期的深刻不幸。当母亲将他带到另外一个父亲的家庭中，他始终缺乏在那个家庭中的温暖、关怀与热爱，他无人可以交谈，经常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但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推理缺乏必要根据，吴不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并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么？那遥远的阴暗年代和凄凉生活真的会如此强烈地刺激吴的厌世心理吗？
太阳底下的逃亡（5）
也有人谈到这个事实：在跳海前的那些日子里，吴总是被一只异性电话所骚扰，他脸色苍白，显得惊慌失措。但这种解释也更多地停留在想像的层面上，没有人听说过吴有什么浪漫史，其貌不扬的吴看起来也不像寻花问柳的汉子，除了他像貌平平的妻子，吴干瘪的胸脯从来都不可能成为渴望感情归岸的女人们的幸福港湾。
又有人猜测吴可能在生意上蚀了本，或者赌输了钱，如此等等等等，但猜测毕竟是猜测，它既产生不了结论也无助于结论的产生。没有答案，神秘死去的吴让人找不到答案，也许他的死亡有着一千个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也许根本没有原因！
当人们向我除述这个不幸事件时，我为之深深震动，不，不是被事件本身而是被事件的神秘、事件的不可知而震动！它充分说明了在风云多变的1988年的上海，在纷繁复杂的1989年的城市，一千个男女就有着一千种生存状态，他们远远没有被时代所认识，即使认识了也只是走向新的更大的迷宫。换句话说，每个城市男女的生命进程正被无数种力量而推动，在没有真正获知这无数种力量之前，也就没有可能获知城市男女的清晰形象。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1）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只不过短短9年时间，以色列便不再是满大街杀气腾腾的绿军装，而以色列前卫的女孩们的裙子里也不再穿着短裤，以赤裸的芳香呈现着她们的青春；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再过10年之后，自己会成为一个珠宝行当的商人，行走在香港的皇后大道，当某个生意伙伴一个电话进来，告诉他一单几十万美金的珠宝生意即将成交时，他会如此兴奋地叫道：马扎尔！马扎尔！（希伯莱语的音译，即“成交”的意思），那情景仿佛当年卡斯特罗少校攻占了古巴王国的蒙巴萨兵营；
那时的他更不会想到后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己都告别了一度几乎是疯狂追求着的充满激荡的生活，从骨子里开始认为“和平时代，枪是没有用的”，开始为自己新的人生追求作着这样的辩解：有些生活方式是天然地带来的，而有些生活方式则是个人不能够选择的。如果说社会充满了腐化和淫乱、温柔和暴力，那么，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并继续地捍卫自己曾经的理想，只有凶猛的经商。就是说，只有当自己的双手抓紧了百万、千万美金的支票后，才谈的上新梦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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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有一部现代小说给了他强烈的启示，这部小说叫作《群象》。假如容许他重新再作一次选择，他会再走这条生命之路吗？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1986年，早在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极力阻挡但解放的洪潮其实已经不可阻挡的八十年代，他已带着一本《点燃朝霞的人们》，带着对一个叫作切·格瓦拉的无限崇拜，从中国上海出发，先前往日本长崎，随后由日本转道以色列，成为大陆中国赴以色列的第二个留学生。
他叫陈建平。
陈建平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早的时候，开始于遥远的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鸭店”隔壁的那条弄堂里，他和自己的三个兄弟，总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共同领略前苏联相对自由的文化和文学，他熟读了《区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小说，那时，陈建平便发现他身处和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狗屁世界”，这个“狗屁世界”甚至还远远没有前苏联来得自由和解放，一种朦胧的想法就这样种植在了他的心头上。
随后是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对陈建平的蛊惑。
七十年代初，当他在死气沉沉的7013基地阅读着###作家的作品《点燃朝霞的人们》，他对“切”的人生就有着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认识，后来，他一直把“切”的传奇放在自己身边，即使到了他已经成为当年梦想摧毁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新颖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视屏上还放着“切”的头像。陈建平不想过一种市民式的简单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只脚”或后来的“四十六只脚”的生活秩序中成为陈氏家族的传种接代者。他渴望激荡，渴望呼啸，渴望像“切”、像“萨文比”、像“意大利红色旅战士”那样，能够在“危险的生涯”中砥砺生命。
他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爱滋病研究所付所长的顾孝钢先生，在进入哈佛爱滋病研究室后，经常一呆便是14个小时，那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其实便源自“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陈建平这样说道：我们不是游击队战士，说得粗俗一点，我们没有男人的“卵泡”。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陈建平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宗教的发源地的中东地区，投向了以色利，在那里，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正在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氛围，而在耶路撒冷哭墙下进行着的祈祷带着他从来梦想的气息。
不过，1985年和1986年期间，中以关系还非常的敌对，早在1972年当中国恢复了她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发来祝贺电文的时候，其时的中国政府将祝贺电文退回举动一定深刻地刺痛了以色列人民的心。陈建平无法直接从中国进入以色列，他想到了日本。
两个人对陈建平前往以色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一是时任以色列宗教部部长助理的叔叔；其二是日本作家手岛佑郎。手岛佑郎是日本第一个犹太学博士，有着拉比这个崇高称号。当陈建平联系上手岛佑郎后，他请手岛佑郎与他在以色列的叔叔联系，逐一搞定入境签证、奖学金以及每月200美金的生活费。在正式进入以色列国境前，陈建平在日本长崎有益语学院呆了整整一年，198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陈建平终于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以色列。到了1987年的早春，陈建平继南京小唐进入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之后，成为第二个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中国人，他进入了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犹太复国主义现代历史”。
仅仅只有三天，三天时间，在耶路撒冷，这个云集着诗人、斗士、革命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中爆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
对一个只是希望在西方社会中获取自己个人一席之地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起义让他充满了惶恐，但对陈建平来说，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些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枪弹，那在空中轰隆作响到让你神经崩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在被时间、岁月所剥离的墙壁背后突然凶狠地扔出的石头、铁块，正是他内心时常渴望的东西，因为，多年来他梦想的激荡生活现在真的就出现在了身边。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2）
生活充满了不安、紧张和杀机。
白天，当他在希伯莱大学攻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时候，他得时刻提防一个手雷会扔进教室；夜晚，当他回到家中倒头睡下的时候，他的枕下放着的正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士的象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冲锋枪，一把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提式冲锋枪。
经常地，当他行走在耶路撒冷时，他得时刻提防阿拉伯人兄弟的无意攻击：一个烧得通红的螺丝帽，被用薄铁皮夹着刺破了空气呼啸而来，一旦被它击中，即使不致于立刻毙命，杀伤力也足够可怕。
几乎是一下飞机，陈建平就加入了以色列国籍，而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当然的预备役军人。在每年四十五天的预备役中，每天他都必须手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和战友巡逻在随时可能爆发起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时，陈建平往往远离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远离了他酷爱的语言学，远离了这块神奇之土上人类曾经遗留下的文明印迹，以及一个叫作耶稣的男子，以及他对一个充满了罪恶、贪婪、淫乱等等罪恶的世界的拯救。心情极其复杂地，陈建平紧张地行走在土尔卡恩、吉巴利亚等等著名的难民营地，他知道，在这里，云集着巴勒斯坦最强悍的造反者，在这里，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