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个问题谈论起来实在太繁杂，今后，如果资料收集得足够的话，我可能会专门就此写一本书，此次，恕不作答，如何？
刘：嘉靖朝的“议大礼”之争，实在像是明代中期政治转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由于朱厚骢的诡异行为和决定，将明代本已千疮百孔的政治，引向恐怖的深渊。张璁的当道、得势，便是再好不过的明证。
李：这是一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仅就张璁其人，就有不止一种说辞。详细展开，需要特别多资料征引工作和礼仪制度方面的叙述，而且讲起来必定是特别枯燥乏味。故也请放在以后再说或者不说？
刘：问题我们已谈了很多，永远不可能谈完。我建议还是回过头来说说作品和你的创作，以及你本人吧。上次在作品讨论会上，不止一个人也包括我，批评了你的作品中有“水分”，建议“挤水”，吴思较客气，说挤掉3％，刘东华激进一点儿，说15％，我呢，倾向居中，10％左右。听编辑说，作品发表前，你自己已挤过水几遍，但终于挤累了。到今天为止，作品上市有快三个月了，肯定也听了不少意见，要是让你现在对作品下刀子，你准备砍掉多少？
李：若从我收到的近一千封读者来信这个层面考察，对第一本即写大宋的那一本，认同的比例几乎是一面倒，大约顶多有十几封信是质疑或不赞同。对第二本即“明王朝纪事”的反应，则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认同，甚至认为比第一本更好、更成熟，至少是不比第一本差很多；第二种则不认同，有的认为作者的议论太多，有的认为逻辑关系不清，总之是不像第一本读起来那么过瘾。
要是现在让我重写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开国——治国——亡国这么一个三步曲式，突出皇家与士大夫这个主线。其中，朱元璋和张居正的部分会剪去一些枝杈，加大崇祯皇帝那一部分。这样，总体篇幅可能会增加，但问题也许能够谈得更透一些。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事儿，甚至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和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尽量做到对史实和读者的双重尊重。
事实上，在我看来，对史实的尊重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些史实，如何分析这些史实。所谓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指的就是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你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没那么无聊，以至于对此还要言不由衷。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你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统。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东西呢？你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而实则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你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猥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恰恰是普通读者而不是“专业人士”更看重这一点，也更能够看明白这一点。过去，士大夫喜欢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5）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中掌握着，他们惟独失去了普通读者，惟独垄断不了市场。普通读者凭借自己的心灵，在用市场投票。对此，我充满敬畏与欣慰。幸亏如此！否则，若除了上述一切，他们还要心理不平衡，还要垄断市场，那不就倒退回“文革”时期去了吗？这固然是他们的愿望，可时代毕竟已是21世纪了。
过去，经常听到一些“专家”义正词严地抱怨国人浮躁得不读书了。其实，应该加一个限定词，是不读伪书了。从我收到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我对此颇有信心。你认为我需要言不由衷吗？
刘：其实，我喜欢“扼腕叹息”这个词，甚至喜欢你行文中无法抑制的激｜情和忧患意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建议，即使有人批评这一点，也别改，就这样。但每当我读温功义的作品时，又觉得历史写作创作者的态度就该是这个样子，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写得让读者去“扼腕叹息”，给读者留下思考、想像的空间。可再回头读你的，每当将要扼腕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了，还是觉得有一种过瘾：“你看，作者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李：我其实挺想学习吴思那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与犀利，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可惜学不到。《北京晚报》有一位叫沈沣的记者，相当敏锐。他和我只谈了一次话，就看出这一点来了，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李亚平：感情是隐藏不住的”。或许是禀性使然。我会照你说的去继续操练。就是它了，爱谁谁。
刘：“往事”已出了“大宋”、“大明”。你坚持用“大”，我就不再说什么啦。你是否有想法写个“往事”系列？下一部该向后了吧，宋以前？听你的意思，历史上几无一个可圈可点的朝代，过分了吧？你概念中可圈可点的朝代，如果有，举一二个？
李：这个系列里的第三部是写秦代的，现在已经完成一半多了，很好玩。
我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我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时代不少，如汉、唐就是，宋也是。假如可能，我的第一志愿也是选择在北宋仁宗年间生活，肯定比生活在今天的巴黎、伦敦、温哥华好。只是这些朝代都不是“完美”的而已。
刘：尽管不情愿，还是请你给自己的角色定个位吧，哪怕近似呢。不会是只我一个人对此感兴趣。
李：一头闯进历史瓷器店里的不算太野的野牛。店里真正的古董和珍品很多；假冒伪劣不少。该野牛不算太野，是因为能够欣赏那些珍品；至于能够撞坏踏碎多少假冒伪劣尚不可知。而无论如何，店主人都不会欢迎一头野牛的光顾。
近事：大转型时代的疼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被认为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的第一大转型事件。其对我国后世之影响垂两千余年，至今犹存。孔老夫子曾经为这一大事件之前的“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
以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了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已一百六十多年矣。有历史学家估计，再过几十年，这次中国社会大转型完成后，至少可以让中国人在未来的一千年里幸福安宁。
这一部分中所谈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的。这些事情应该令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痛心疾首，或许也可以将之看作是我们在这次大转型中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因为，既然是一次千年大转型，必定意味着旧有规范的崩解，意味着崭新规范的确立。
毕竟，世界上还从未有过无需任何痛苦的新生。
因此，在这里所记录的种种，的确不需要大惊小怪；然而，中国人却实实在在需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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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1）
与鲁军谈话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体操。
若抽去内容，仅就谈话本身而言，则是一种享受。用今天人们喜欢的一种说法表达：就算原封不动地将他的话录音整理出来，都可能使人产生无法拒绝的阅读快感。
这位出身我国最高学府的经济学博士，博闻强记，逻辑严密，且对细节具有出人意料的记忆、描述与把握能力，常令受过这方面专门训练的我暗自惭愧。
他同意我公开他的所有经历。
仅仅为了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我对人名与地名等专有名词作了处理。因此，如果愿意，读者朋友可以把这篇东西当成历史小说来读。尽管这里所说的事情，发生时间并不久远。
一
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
第四候机区，第八登机门。
广播又一次响起。柔和的女中音显得有些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