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因为我们的今天与过去密不可分，于是，历史对于我们也就变得格外重大。很难想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过去稀里糊涂的民族，会是一个对于现在与未来都清醒和理性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竟会是一个有出息的民族。
如果承认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解读符号性人物就是探询历史的关键。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
仅仅回顾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程，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些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非同等重要，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常常起着枢纽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恩格斯是这样看的，普列汉诺夫为此还专门写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仅仅是在“文革”前后，我们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教育才真的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变得连两脚书橱都不如，真正沦入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沼之中。
这样说可能还是有点不对。把这种情形说成是一种学术上的心理变态或许更合适一些。这种所谓的学问，实际上做着戕害民族心灵与智慧的事情，距离拨乱反正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差距极大。从事者却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真理的裁判员，让人无从辨别真假，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真诚还是伪善。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天有灵，可能会再一次叹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种状况的出现，追根溯源，大约可以追到辛亥革命以前。
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帝制，先辈们没有时间理性地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和遗产，许多时候难免做了情绪化和较为武断的处理，甚至曲解了历史。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年代和后来血肉横飞的战争年代，一切为了胜利与权力，这些带有浓厚宣传色彩的“理念”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摧毁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时，再恪守这些便变得愚不可及，事实上变成了时代前进的绊脚石，除了制造语言文字垃圾，从而谋取私利却最终误己、误人、误国之外，实在无法看出还有什么更加积极的意义。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不能够清醒理性地清理历史，是没有可能建构新的、更好的生活的。
因此，从人的角度解读历史，把历史还原给人，便成了工作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下面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我私心里揣摩，高阳大约就是以这样的动机进行他的历史写作的。
读高阳的《明朝的皇帝》，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些生活在四五百年前的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几乎都是些七扭八歪的心理变态者。而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原来却是这样一批混蛋高高在上地治理着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则匍匐在他们面前，如奴如仆任宰任割。
高阳用他精到细腻的笔触，相当雄辩地写出了这一切。从而，自然而然地将读者——我们推到了一个无比尴尬和难堪的问题面前：如果不是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与我们的集体性格中，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话，何以竟会如此？
二
准确真实的历史细节，常常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令许多不知所云的冠冕堂皇，原形毕露，现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如前人所言，我国堂皇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家谱。在天人合一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帝王变成了人间的神灵，代表上天治理着我们这芸芸众生。
在以往的传统史学著作中，帝王们神圣不可侵犯，隐藏在天子之类的云端之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无法知道他们那些作为的真实细节。我们只是被不停地告知：他们是天意和天道的化身，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圣明，我们只能也必须服从，否则，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人人得以诛之。
我们完全没有“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的智慧；不知道所有帝王其实和我们一样，心灵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帝王们和普通人一样，是可以做出下贱与龌龊的事情的。而且，当他们处于完全没有了制约的地位时，这种下贱与龌龊便具有了无法阻挡的力量，从而，给这个国家与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他们对于这个民族心灵的损坏，也就常常具有了既深且巨的性质。
混账的皇帝与我们的生活（2）
因此，至少在自己的读书生活中，我特别讨厌那些大而无当、云里雾里、缺少真实细节的所谓历史著作与教科书。而以往，我们的史学传统中，偏偏又有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教。这种说教构成了事实上的欺骗，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黑暗最丑陋那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真正狗屁不通的传统。中国人吃的许多苦头，与此干系甚重。
这样的阅读经验，实在让人无法愉悦，至少令我长时间地郁闷并困惑不已。在众多堂皇著作中，我无法找到答案。那些赞美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之类的词语，其功效则是让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肚肠，而更加如堕五里雾中。
这种情形很像明人笔记中所谈到的一则关于朱元璋两幅画像的故事——如实画出皇帝相貌的画家全部被杀死；凭空创作出来的一位慈眉善目、“威而不怒”的老人，成了皇帝的标准像，画家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受到了奖赏……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喜欢阿谀逢迎的权贵，但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公然奖励无耻、并且以此强力塑造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帝王，应该说还真不是特别多。
类似这样的细节故事，令人豁然开朗：事实上，明王朝的帝王们，就是在用这种精神，来治理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它对这个民族心灵的伤害，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而作为理由之一，似乎也可以说：六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时代，应该说是大明王朝，而不是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举凡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以八股与经义取士，建立锦衣卫与东厂等特务机关，均可作如是观。
高阳在他的书中，将许多士大夫们不敢言、不忍言、不能言或出于献媚取容之道而深深隐藏进历史迷雾中的细节，一一展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了真实的历史，知道了这些帝王是靠不住的，他们原来根本就没穿衣服。这是我喜欢高阳《明朝的皇帝》一书的第二个理由，大约也是历史细节的力量之所在。
三
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给曹聚仁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中国学问，待从（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鲁迅先生继续说到：诸如唐代如何兴盛，明朝如何佳美之类，都需要剥去其华美的外衣，示人以本来面目，使得青年一代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等等。
（）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渴望现代化并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人们，如果反而沉浸在以往“天朝”的梦幻之中，以我们的过去曾是如何辉煌灿烂来自娱自乐的话；如果对于我们那悠久的、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的政治文化传统稍有触及，便要斥之为“粗鄙的历史观”的话，那实在有点类似于精神手Yin了。这种情形，似乎只有以鲁迅先生当年谈到的那些津津乐道于美妙的奴才生活者，才能说得通；以天生的贱骨头名之，应是恰如其分。否则，大体上叫人无法理解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家霍金曾经说过：人类以往智慧活动的记录，并不是特别光彩的。这句话似乎特别适用于我们的研究与写作。我曾经谈到过北京潘家园旧书摊上甩卖的那些历史著作，我常常想，这是今天出现的情形；不知道在明天的历史里，上述人等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
或者，他们对此已经根本就不在乎了。
史实失真与艺术真实的奇妙体验
——观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
我与《江山风雨情》的创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自然没有义务为一部电视剧说长道短，加上它还没有播完，这个时候出来指手画脚，应该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然而，事情偏偏有令人不吐不快之处。
看《江山风雨情》时，我时常目瞪口呆，原因是这部作品基本上放弃了对于历史事实与细节真实的起码尊重。
比如：历史上，袁崇焕是在公元1630年即崇祯三年八月被杀的，当时崇祯皇帝大约是二十岁上下的样子；电视剧里，崇祯皇帝的皇后则在袁崇焕还活着的时日里，深情款款地对皇帝说：……十八年前，我刚嫁给陛下的时候……按时间推算，皇帝当时应在奶妈怀里吃奶，这位皇后是否已经来到人世也颇成疑问。
再比如：按照历史记载，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应该是李自成的舅舅；电视剧里，李自成对高迎祥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而那位本来应该是舅舅的高迎祥，则语重心长地回应李自成道：兄弟，你要保重。按照我国习俗，舅舅就是舅舅，与大舅哥小舅子之间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还比如：农民军之所以能够从军事死地车厢峡中脱身而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诈降，并以大批金银珠宝贿赂官军首领；导致该首领轻信并心慈手软，结果，最后的收场相当悲惨。整个过程下作且残忍。电视剧则完全相反，彻底颠倒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角色双方的善恶。
比如，除魏忠贤之外，明代并没有其他宦官被称“九千岁”。在明末大太监中，王承恩大体上算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物，并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陪伴崇祯皇帝吊死在今日的景山公园，史籍中很难找到此人弄权作恶的记载；而在电视剧里，这个人物却成了“九千岁”，其弄权的程度直追魏忠贤。若王承恩地下有知，其苦闷当可想见。
再比如，陈圆圆在皇宫中的一切，几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