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一早在六点五十分准时起床，先淋浴、刮脸，然后穿衣服。他太太则在七点十分整将早餐端上桌，早餐的食谱是他早在几个月前就拟好的，他太太需每天按谱配餐。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出门上班。在忙了一天后，于傍晚五点五十五分返抵家门，洗完澡后，在客厅看晚报，六点三十分准时用晚餐。晚餐的内容，当然也是根据他事先拟好的食谱准备的。
晚上和周末的活动也都按既定计划进行。星期二晚上出门看电影，星期三晚上在家里阅读，星期五晚上则打桥牌（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不排节目，属休息时间）。星期六早上打高尔夫球，晚上的时间则留给来访的客人或出门访友；星期天早上和晚上为宗教时间，都到教堂做礼拜。
在服饰方面，他也非常挑剔。每一件衬衫都必须干净而且没有皱痕，西装外套则每天都要烫一次。
要过这种井然有序的生活，当然需要太太的充分配合。他太太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但在F君的“调教”下，也不得不合作，因为对生活常规的任何微小乖离，都可能让F君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在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中，F君似乎过得颇为自得，也颇为成功。后来他静极思动，参与了某个朋友的商业投资，但不幸投资失败，让他损失了不少钱。此一突来的打击，竟使F君产生严重的焦虑反应，不仅过去的生活规律都被打散打乱了，最后竟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解析：
表面上看来，F君的规律生活让人联想到“恒心”、“毅力”等美德，但因他的生活规律流于僵硬、缺乏弹性，而且在规律被打破时，即不可理喻地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所以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表现。
有些强迫性行为常会变成一种“仪式”（rituals），每个细节都需按照一定的僵化步骤进行。F君的规律生活似乎就具有这种性质，他把一个星期的起居作息活动都化为“仪式”，不能更改，几近强迫性地去履行它们。
仪式行为具有特殊的功能。几乎每个文化都有古老相传下来的各种仪式，如结婚、丧葬、祈雨、驱魔等都有固定的仪式，其功用是在祈求神灵的保护与赐福，大家认为只要按照固定的方式按步就班地去履行它，就能达到上述目的，但中间若有任何差池，则不仅得不到赐福，反而会大祸临头。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的仪式化行为也有这种用意，个人的仪式化行为主要是在防范来自外在环境或内心欲望的威胁，当事者认为只要将一切都纳入僵硬的秩序中，则世界就会变得更可预测、更安全，也更美好。
譬如某位男士有一种固定的“浴室仪式”，他在入浴时，一定要先脱内裤，坐在马桶上小便；然后脱上衣；然后先冲三次身体；然后用肥皂先抹荫部，冲洗，再抹，再冲；然后洗右手臂；然后洗左手臂；然后洗右腿、右脚；然后洗左腿、左脚；然后洗……从他入浴室到出来的将近半个钟头的时间内，每个动作孰先孰后，如何进行都依固定的程式去做，稍一改变就会感到不安。而且在生活遭受压力时，他就会更严格地执行这种浴室仪式。
其实，此一浴室仪式的产生只是为了阻止他在浴室内“自蔚”的冲动而已。相对于这种内心欲望的威胁。F君面对的可能是外在环境的威胁，我们从他参与投资失败立刻导致精神崩溃这件事上多少可以猜出，他其实非常软弱，表面上将自己的生活控制得很好，但事实上却不堪一击。因此，仪式化行为虽可减轻当事者内心的焦虑，但他所能获得的只是控制的“幻象”。
F君僵硬的生活作息，让人想起康德和叔本华这两位德国哲学家，他们都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譬如康德每天下午四点整一定外出散步，而且行走的路线，甚至行进的速度都一成不变，据说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走过自家门口的时刻来调整他们的时钟，因为康德就是一座“活动的标准钟”。
而叔本华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年独居于法兰克福时，每天的生活情形几乎都一样：早上七时起床，沐浴后，喝一杯浓咖啡，然后坐到书桌前，写到中午为止。然后外出，到“英国饭店”用餐，饭后回家阅读到四点，又外出做例行散步，而且风雨无阻，每天总要散步两个小时，六点钟再到图书馆看“时报”。晚上则去观赏戏剧或听音乐会，十时就寝。除了接待访客，偶而打破自己生活秩序的“例外”，他二十七年如一日，过的都是这种规律的生活。
但康德和叔本华并非“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虽然他们常被视为“强迫性性格”的代表人物，但“强迫性性格”和“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强迫性性格”的一些特质，如固执、墨守成规、讲求秩序、追求完美，以无比的毅力献身工作，排除享乐和人际关系等，也常是“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所具备的，但就像前面介绍的，他们只是以此来掩饰或围堵其生命的困境，而不像康德、叔本华或其他人，将这种人格特质运用在对知识的追求和事业的开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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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医院的歇斯底里患者
在他的记忆里，充满了依偎在母亲身旁，于药水味浓厚的医院里候诊的情景。这种情景让他感到安全、踏实，而且温馨。
J君是一个高三学生，近数月来常觉得头昏眼花、腰酸背痛、四肢无力、食欲不振、无精打采、注意力无法集中。大###考在即，他却经常卧病在床。
焦急的母亲带他四处求医，但情况却未见好转，而且做了各种检查，也都找不到有什么异常之处。医师劝他去看精神科，J君却坚信自己有的是身体方面的毛病，而他母亲则以为儿子得的是连医师都检查不出来的怪病，更加担心，也更加锲而不舍地带他四处求医。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精神科。在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J君对即将来临的大###考极感焦虑与消沉，他自己可以说完全没有把握，但父母对他却期望甚殷。在苦闷之中，他手Yin的次数增加了许多，但短暂的快乐却带给他“自我摧残”的阴影，担心自己得了“肾亏”，于是开始觉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越想越担心，最后觉得一身是病，治病成了比读书更迫切也更重要的事。
J君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子，父母均将他视为至宝。在周岁左右，他曾因不明的发烧而住院两个月，后来虽然痊愈了，但他母亲却认为这个孩子“身体虚弱”，也因而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问题，不仅常给他吃补品和补药，身体稍为有些不适，更是忙不迭带他去看医师。
上学后，母亲天天为他准备既营养又卫生的便当，不准他在外面随便乱吃东西，因为怕他吃坏了肚子；也不准他和同学们去游泳、露营，因为怕发生意外。
也许是受到母亲观念的影响，J君也很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他经常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肠子的蠕动及关节处的酸痛等，每次大小便都不忘“审视”尿屎里有什么异状。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充满了依偎在母亲身边，于药水味浓厚的医院里候诊的情景，这种情景不仅让他感到安全、踏实，而且温馨。
医师认为J君确实是“病”了，但并非他想的身体的毛病，而是心理的毛病。
解析：
这可以说是一个“虑病性精神官能症”（hypochondriacal neurosis）的病例。
所谓虑病性精神官能症是指一个人过分关心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功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怀疑某些器官有病，而为此担心恐惧，会主动去寻求医疗帮助；他们所述说的症状非常复杂多样，常牵涉到身体的许多部位，但有经验的医师却无法从这些症状中获得“可能是什么病”的印象诊断。而且在详细的检查后，通常找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因。虽经医师反复说明、劝解，但病人仍无法释怀，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有病。
患者除了对自己的症状感到忧虑、焦急与关心外，在行为方面还有一些特征：他的身边经常备有瓶瓶罐罐、药片胶囊及各种医药书刊；他常是大众保健杂志的忠实读者，在广泛的阅读中揣摩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并一知半解地使用医学专有名词及术语；看病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有些是固定去看一位医师，但次数相当频繁，有些则不断换医师，从这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没完没了地做各种检查和治疗，而且会妥善保存这些资料。
不少患者的虑病倾向跟早年的生活经验有关，有些研究发现，患者早年罹患身体疾病（或所谓的“体弱多病”）的比率比一般人高得多，而他们的父母亲也多有虑病的倾向，对身体疾病过度关心，孩子一流鼻涕、肚子不舒服就紧张得不得了，不停地嘘寒问暖、进补、看医师。这种不当的模式使孩子养成特别注意自己身体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赋予夸张意义的态度。本案例中的J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经验。
另外，“疾病的功能”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自己“生病”了，不仅可以免除职责（读书、工作），还可获得他人的关心（附带收获），结果使自己这种“有病在身”的观念益形强化，因此日后稍一碰到不顺遂，或别有所求时，就以虑病症状来免除职责或达到目的。
J君的坚信自己“有病”，固然多少与“肾亏”的错误观念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在于他面对着大###考这个难关。虑病症状不只是用来逃避大###考，而且是在为自己可能考不上大学找借口——这都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造成的，如果“病”好了，他就能克服现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把病治好，结果就一再地去看医师、吃药、打针，你说他“没病”，他反而不高兴。“有病在身”的想法使他免于去面对自己书读不好、无法与别人在考场上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