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害怕，这个星期我都不想出门了。”
在美国大多数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如何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报道。但美国人在灾难后究竟是如何想的，我在和我的美国朋友、我的心理患者的交谈中获得了另外一种怪异的结论。
宗教悖论：应该去爱本·拉登
主流美国人视基督教为美国国教，“9·11”恐怖事件的当天晚上，几乎所有的教堂都挤满了惶恐悲凄的人群。面对无法阻止的灾难，人们想到的第一个救助就是万能的上帝。
教堂自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灵魂避难所，当人们进入教堂，潜意识里会有一种期待，如果上帝来接引世人的话，教堂应该是上帝宇宙飞船的第一接应点吧。人们在教堂里祈祷、唱诗，互相安慰，大灾难的第一个晚上大概都是这么过去的。
但很快人们就被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缠住了，“9·11”恐怖事件发生时，上帝在哪里？
*上帝那时在场吗？全能全知又爱世人的上帝应该在场。但上帝既然在场，他老人家为什么不出手阻止呢？
*上帝有可能太忙了，那个片刻他老人家正好不在场？上帝不是全知的吗？即使他老人家太忙分不出身来，他可以派一个天使来啊。
*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必然知道这件事，但上帝没有阻止此事的发生，难道上帝想借此事向世人传达什么秘密？
*如果上帝真的想借此事向世人传达什么秘密，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借魔鬼的手来传达他的伟大旨意呢？魔鬼这不就变成了上帝的仆人？上帝即使要传达他的伟大旨意，他老人家为什么要用这么一种恐怖的方式来做呢？如果上帝认为这是教育世人一种有效的手段，那上帝岂不是恐怖主义的祖师爷了吗？
（）好看的txt电子书
第一部分 曼哈顿 ：机遇的天堂 心灵的地狱
第12节 有没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
按基督教的逻辑来讲，上帝必然知道此事，也很可能当时在场，但上帝还是任悲剧发生，并且发生得很彻底：两栋大楼完全坍塌，里面没有一个人奇迹般生还。这是什么意思？
在白宫举行的弥撒上，一位著名的美国牧师试图解释此事。他说所谓神秘就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9·11”恐怖事件就是一种神秘。他坦白地说，他也不知道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在白宫举行的弥撒上，一位在美国极负盛名的牧师的坦言。
大家都知道，在那两栋姐妹楼里的人大多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他们是不应该遭受这样的灾难的，但为什么灾难要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那位牧师说道，我相信他们现在都已经到达天堂了。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多么荣耀灿烂的事啊。牧师的话只是一种美丽的猜测，他拿不出什么铁的证据来证明那些死去的灵魂现在都已经在天堂里了。
人们其实也不相信牧师的话，这句安慰人心的话是不能用来反证的。如果那些死去的灵魂现在都已经很荣耀地升到天堂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哭泣悲哀呢？我们应该欢歌庆祝才对啊。我们现在痛恨恐怖分子的最大原因就是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但既然那些被杀的无辜都在死后升到极乐的天堂，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恐怖分子的滥杀如此痛恨呢？
这里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逻辑的混乱。如果我们按逻辑来看的话，死后上天堂是宗教许诺世人的最高奖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那死去的人是上了天堂，但却对导致他上天堂的那些恐怖分子恨之入骨，这只能证明世人对天堂的喜欢远不如对人间的喜欢。看到亲人上天堂，我们没有欢喜，而是悲痛欲绝，天堂和地狱在人心中的地位其实相差无几。
既然世人对天堂的现实态度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天堂为终极目标的基督教岂不是建立在人们的虚妄的信念之上的。人就是这么奇怪，进入教堂寻求灵魂最后归宿的世人，在现实的理念上根本是和基督教唱反调的。我们希望上天堂，但对已经上到天堂的人我们却很悲哀，而对导致我们的朋友上天堂的人，我们不但不感谢，还要恨之入骨，必图赶尽杀绝而后快。
上面我其实已提出了两大困境：上帝的道德困境，天堂的喜恶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困境就是爱的困境。在圣经里，耶稣有句伟大的名言，“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但遗憾的是，基督教徒们通常至多做到的是，爱我们的小敌人，但绝对不能爱我们的大敌人。
有谁敢在美国说，“我爱本·拉登！”这句话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诲的；但美国的基督徒却集体选择违反耶稣的教诲。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选择性的理解，运用在美国基督徒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这种滥用使得人们陷入了以上三大逻辑困境而不自知。迷失于逻辑困境中的人往往是短视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吗？
集体潜意识中的“因果”狂欢
“9·11”的当天，曼哈顿的交通全线瘫痪，我只能徒步从10街走回76街的寓所。回到家里，看到留言电话闪烁，一听是我的一位印第安朋友强尼的留言。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急促而兴奋，问我是否安在。我马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你还活着，这下我就放心了。”强尼一听我的声音就大笑起来。
“嗨，强尼，我那地方离世贸中心远得很呢，怎么会有问题？”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关心你！”
“我听你的声音很兴奋的样子，你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这帮强盗终于得到报应了。”强尼又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
“这帮强盗？”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这帮强盗在几百年前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难道不应该得到报应吗？”电话那头的强尼声音变得钢硬起来。
“强尼，这大楼里死的不仅仅是白人啊。”
“我知道。”强尼叹了口气：“但你是很难理解我们美国原住民这种复杂心情的。”强尼不喜欢用印第安人，而喜欢用美国原住民自称。
“强尼，你的这种想法代表你个人呢，还是大多数美国原住民？”
“你说呢？”强尼狡猾地反问我。
“我只是问问你？”
“这是一种世仇，我们美国原住民祖先在几百年前就经受了比“9·11”更恐怖的恐怖袭击。现在美国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报仇；但我们呢？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报这个仇了。”
强尼的话在我的心中激起涟漪，中国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受到世界列强的凌辱，和美国原住民的仇恨实在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日渐强大起来，而美国原住民则只能默认现状而已。
于是，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测试问题。我问许多美国人这么一个问题：“你能想像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吗？”
“这怎么可能？”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如此说。
“请再想一想这种可能性。”我坚持道。
（）好看的txt电子书
“那么是中东裔美国人？”这是最自然的猜测。
“再猜一猜。”我没有认可这种回答。
“那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人被我这个问题难住了。
“美国原住民。”
“啊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10个美国人中大概有8个马上明白这个答案中的意思。
当然也有美国人说：“这是两码事，怎么可以扯到一起来。”
“因为你不是美国原住民，所以你当然不会如此想的。”
在心理治疗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则是“深入体察法”，即把脚伸进对方的鞋子里去试一试，以试图了解对方真切的感受。我们自然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原住民都像强尼那样想的，但强尼的想法却印证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隐藏的“因果报应”的信念。
把恨投射到世贸的白皮上
在“9·11”后；心理咨询的话题自然就会集中到这次恐怖袭击上来。我问一位黑人患者露丝对“9·11”事件的看法。
“那两栋白色的大楼早就可以倒了。”
“为什么你如此说呢？”
“你没有注意到那是白色的大楼吗？”
“精确地讲是银色的。”我说道。
“银色，哼，那是白色，白人的白色。”露丝的话里充满恨意，很明显她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颜色上去了。
“世贸中心里面也有很多黑人员工啊。”我提醒道。
“这我当然知道。我很高兴这两栋白色大楼终于倒塌的原因是，这大楼是以白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到达顶峰的象征，是集资本主义财富、科技、荣华于一身的象征。但我要说的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美国黑人，饱受白人种族主义的凌辱，至今依旧生活在贫穷的边缘。我为什么要惋惜那白色大楼的倒塌？”露丝的愤怒好像打开闸门的洪水。
美国黑人内心的这种愤怒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在“9·11”这样举世震惊的事件背景下，美国黑人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比白人多了另外一种难言而复杂的感情。
就上一段的那个问题“有没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在我提出“美国原住民”后，有一位黑人马上接口道：“为什么不会是黑人呢？我们黑人在美国为白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我们同样有难解的仇恨。”
由此可见，“9·11“事件不但扰动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也搅动了人们在内心深处的压抑情绪。
露丝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白色上，我问她芝加哥的摩天大楼西尔斯塔是黑色的，那她又怎么看呢？露丝咧嘴一笑道：“我一直生活在纽约，从来没有到过芝加哥。就这一点我就已经很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