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神庙传统，例如在冥王哈得斯（Hades）那里，死者其实是身体的极易辨认的复制品。前苏格拉底哲学，及其有关心灵的三个井然有序的部分：λογιστικον（理性的）、επιθυμητικον（渴望的）、θυμοειδεs（热情的），同时可以作为“拉奥孔群像”的暗示。在我们的情形中，那是音乐的特征；内在生命的奏鸣曲以意志作为第一主题，以思想和情感作为第二主题；乐章由一种精神性的对位法的严格规则所限定，而心理学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对位法。这些最简单的要素像古典的数字和西方的数字一样陷入了一个反题——即一方面是量，另一方面是精神性的关系——而阿波罗式的生存的精神静力学，σωφροσυνη（克制）和αταραξια（镇定）的测体术理想，正好与浮士德式的生存的心灵动力学相对。
阿波罗式的心灵意象——柏拉图的以νουs（理智）作为御车人的双套马车的比喻——在麻葛式的心灵出现的时候立刻就销声匿迹了。它其实在晚出的斯多亚学派那里就已经消失了，在那里，首座教师基本上都来自说阿拉米语的东方，到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甚至在城市本身的文学中，它就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回想之物。
麻葛式的心灵意象的标志是一种严格的有关两种神秘实体即精神和心灵的二元论。在这两者之间，既无古典的（静力学的）关系，亦无西方的（函数性的）关系，而只有一种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构成的关系，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只好称之为“麻葛式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伽利略的物理学跟炼金术和哲人之石进行对比来说明之。尤其中东地区的心灵意象，更有赖于这一关系，由于其内在必然性，阿拉伯文化的“哥特式”青春时期（0～300年）出现了各种心理学，尤其是神学。圣约翰的福音书就属于这个时期，诺斯替派、早期教父、新柏拉图主义者、摩尼派的著作，以及《塔木德》和《阿维斯塔》的教义文本也都属于这个时期；还有，罗马帝国的疲惫的心灵也属于这个时期，这一心灵现在只体现在信仰中，其来自年轻的东方即叙利亚和波斯的哲学对生命甚少关注。甚至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伟大的波塞多纽（Posidonius）就是一个真正的闪米特人和青春期的阿拉伯人，尽管他的庞杂的学问还穿着古典的外衣，他在内心中对古典的生命情感与这种麻葛式的心灵结构之间的完全对立深有所感，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对立。在弥漫于身体之中的心灵实体与从世界洞｜穴堕入人性之中的心灵实体之间，存在着独特的价值差别，后者具有抽象的神性，能使所有的分有者获得一种共通感（Consensus）。正是这一“精神”，唤起了高级世界，并通过这种创造而战胜了单纯的生命、“血肉之体”和自然。这是构成自我的所有情感之基础的原始意象。它有时见于宗教，有时见于哲学，有时又见于艺术。这只要看一下君士坦丁时代的肖像画及其对无限者一动不动的凝视——那种眼神代表着πνευμα（生气）。普罗提诺和奥利金都感觉到了它。保罗，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4节中，在σωμα ψυχικον（有血气的身体）与σωμα πνευματικον（有灵性的身体）之间进行了区分。而大家也都知道，在诺斯替派当中，则流行一个双重的即肉身的或灵性的迷狂的概念，以及使人成为低级的和高级的，即成为心灵（psychics）和精神（pneumatics）的分有概念。晚期古典文献（普鲁塔克）中就充满了源自于东方的νουs（理智、努斯）和ψυχη（血气）的二元论心理学。不久，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与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了，并且它还导致了世界历史作为人的戏剧从创世到最后审判（以上帝的干预作为手段）的框架，这一框架是诺斯替派、基督徒、波斯人、犹太人所共有的，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抛弃。
这一麻葛式的心灵意象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学派中获得了其严格的科学完成。阿尔法拉比和阿尔铿迭（Alkindi）彻底地处理了这种麻葛式的、在我们看来错综复杂和难以把握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不可低估它对西方的年轻的和完全抽象的心灵理论（不同于自我情感）的影响。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哲学，跟哥特艺术一样，从摩尔人的西班牙、西西里和东方汲取了它的许多形式。不要忘记，阿拉伯文化是已建立的启示宗教的文化，这些宗教全都具有一种二元论的心灵意象。喀巴拉以及犹太哲学家在所谓的中古哲学——例如由早期哥特哲学紧随其后的晚期阿拉伯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在此只提及著名的且很少被理解的斯宾诺莎（Spinoza）。他是生活在隔都（Ghetto）的孩子，他与同时代的设拉子（Schirazi）——麻葛文化的最后一位晚出的代表——是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形式世界所感到陌生的。作为巴罗克哲学的一位谨慎的学生，他竟然想给他的体系披上西方思想的色彩，但归根结底，他整个地属于阿拉伯的两个心灵实体的二元论的范围。而且这是他的学说为什么缺乏伽利略和笛卡儿的力的概念真正的和内在的原因。这一概念是动力学的宇宙的重心，且事实上是麻葛式的世界感所感到陌生的。在哲人之石的观念（它隐含在斯宾诺莎的神作为“第一因”的观念中）与我们的自然图象的因果必然性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因此，他的决定论恰恰是正统的巴格达智慧所坚持的那种东西——“Kismet”（命运）。“另一种几何学”方法的故乡应当到这里来找——这种几何学是“塔木德”、“阿维斯塔”和阿拉伯“卡拉姆”（Kalaam）所共有的；但是，它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的表现，在我们的哲学看来，就像是一种异想天开。
曾经一度，这种麻葛式的心灵意象被再次召唤出来。德国浪漫主义觉得哥特式哲学家们那魔术般的纠缠不清的思绪，具有与修道院和城堡的十字军理想、甚至萨拉森人的艺术和诗歌同样的魅力——当然其对这些遥远的事物了解甚少。谢林（Schelling）、奥肯（Oken）、巴德尔（Baader）、格雷斯（Gö；rres）以及他们的圈子沉迷于阿拉伯犹太教风格的贫瘠的沉思，他们十分自满地觉得那种沉思是“幽暗的”和“深刻的”——可对于东方人来说，它们根本不是那样——他们理解那些沉思，可只是片面地理解，他们希望他们的听众也有同样的准误解。在这一插曲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晦涩的魅力。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结论说，浮士德式的思维最清晰、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概念——例如，正如我们在笛卡儿或在康德的《导论》中已经看到的——在一个阿拉伯学者看来，同样是模糊不清的和莫名其妙的。对于我们而言真实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虚假的，反之亦然；这对于不同文化的心灵意象都是有效的，对于它们的科学思维的每一其他产品也都是有效的。
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2）
三
对哥特式的世界观及其哲学的终极要素作一分离的研究，这一工作要留给未来有胆识的人去做。恰如大教堂的装饰和同时代的原始绘画一直对背景中是采用金色的氛围还是采用开阔一点的氛围——即对自然中的上帝是采用麻葛式的方面还是采用浮士德式的方面——难以作出取舍一样，这种早期的、胆怯的、不成熟的心灵意象，在把自身呈现在这个哲学中的时候，也混合着源自不同方面的特征，即一方面是源自基督教…阿拉伯形而上学及其精神与灵魂的二元论，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北方的还未公开的功能性的心灵力量的暗示。这种不一致构成了有关意志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冲突的基础，此乃是人们一会儿在旧的阿拉伯哲学的意义上、一会儿又在新的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来加以解决的哥特式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有关心智的这个神话——它通过不断地变换伪装而伴随于我们的哲学之始终——使得它与其他一切问题鲜明地区分开来。晚期巴罗克时代的唯理论以自信有加的城市精神决意要维护理性女神的伟大力量（例如康德、雅各宾派）；但几乎就在19世纪刚过去不久，人们（尤其是尼采）又回过头来求助于更强有力的公式：“意志高于理智”（Voluntas superior intellectu），这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西方人的血气所钟。最后一位伟大的体系化哲学家叔本华已经把它归纳为另一个公式：“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并且，决意要反对意志的只是他的伦理学，而非他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明了地看到某一文化内部的哲学思考的深刻基础和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浮士德式的心灵历经许多世纪的艰辛，就是想去描画一幅自画像，而且是一幅与其世界肖像密切一致的自画像。哥特式的世界观及其意志和理性的斗争，事实上就是十字军、霍亨斯陶芬帝国、大教堂的人们的生命感的一种表现。这些人们就是这样子来看待他们的心灵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心灵意象中的意志与思维相当于外部世界的意象中的方向与广延、历史与自然、命运与因果律。我们的基本性格的这两个方面，在我们的原始象征亦即无限广延中已有所显现。意志把未来和现在联系起来，思维把无限和此处联系起来。历史的未来即是距离的生成，无边界的世界地平线即是距离的既成——这便是浮士德式的深度经验的意义所在。方向感作为“意志”和空间感作为“理性”被想象为是一实存，是近乎传奇的图象；我们的心理学家自内在生命中抽象出来的图象，必然地就是出自此种实存。
称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意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