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出色了，连公司职员都说她愈来愈年轻了。她说：“吃着小男人做的饭，哪有不年轻的？”不管是真话假话，我都十分得意。它鼓励我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而欧阳一虹正好跟我相反，每天中午做饭是她的工作重点。质量要高一些，品种要多一点，因为赵德发要来吃。他是老板，独往独来，别人管不着他。公司有事他便遥控指挥。午餐过后，赵德发就往床上一躺，说要休息一会儿。他一直有午睡的习惯。说是休息，其实是劳动，两人倒在床上就要亲热，把一个中午搞得翻江倒海。胃饱了，身体也饱了，然后就是纯睡觉，一起来就精神倍增地往公司去。赵德发中午来过，晚上就不来了。晚餐，赵德发就回家吃饭。他不能总是让老婆觉得他晚上不回家，当然老婆已经用不着把话挑明说了，他自己得稍稍自觉一点。欧阳一虹全心全意地侍候赵德发，力求在饮食上精益求精，样样俱佳。做饭不是她的长项，可能不如我，经常向我请教一些菜的做法。我在做晚饭时，她就跑来了，一边给我打下手，一边取经学艺。我俨然一个老师的样子，不断地为她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我们两个是文化人，都是学中文的，爱上的都是生意人，又都呆在家里，我们的话题就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我的爱是一人独享，欧阳一虹爱上的是有妇之夫。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周雪冰从名义上享有，是壳资源；欧阳一虹从实质上享有，是实资源。两个女人从内到外地把赵德发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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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跟欧阳一虹同居的事情，小胖子一清二楚，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周雪梅。周雪梅也不问。即使她知道，她也装作不知道。中午，员工们都是吃盒饭，只有赵德发开车出去吃饭，谁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周雪梅怀疑他去了欧阳一虹那里，因为她接到过几次欧阳一虹打来的找赵德发的电话。周雪梅不能过问。她有她的难处。周雪冰是她的亲姐姐，她知道他们的夫妻感情已日暮途穷，要挽救是没希望了，谁也无力回天。赵德发另有所爱，而且爱的是上档次的记者，她也是能够理解的。她并不认为这样伤害了周雪冰，只是把他们关系扯平了。姐姐周雪冰给她透露过自己在外面有男人，好多年了，只是赵德发一直蒙在鼓里。她不想弄清欧阳一虹与赵德发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为了摆脱自身的干系，以免往后姐姐追究她的责任。还是不知道为好。不知者不为过。她晓得周雪冰的脾气，喜欢反咬一口，自己外面有人，却反过来寻搜赵德发的不是。所以，周雪梅是个特殊的中间角色，她必须保守两个人的秘密。不能让秘密穿帮，隐私串味。
我也坚守着赵德发的一块秘密。这就是他的保险柜。天下只有我一人知道。赵德发很少开过它。自从他买了保险柜，只打开过一次，他来取钱，顺便放了燕燕那只耳环进去。看来他放了不少现金在保险柜里。本来，看见他来取钱，我把钥匙交给他我就出去了，不想知道他里面放着什么。赵德发见我要回避，说：“你他妈怎么跟上海人似的。看见又有什么，不就是一个点钱么。”我就不好出开了。只见他从柜子里取出那个塑料袋，在里面翻找，好象有美元，有存折，还有信用卡。我说：“这是你的百宝箱啊！”赵德发说：“什么百宝箱啊，不过是两幢房子。”之后他把一张存折放进去，取出了一叠现金，大约两三万块。赵德发说：“你那大老婆没问你吧？”我说：“她还没发现屋里有个宝物。”赵德发说：“不要告诉她。”我说你放心，我是守口如瓶的人。赵德发把钱装进口袋，就到欧阳一虹那里去了。
赵德发是要给欧阳一虹付工资的。欧阳一虹已经辞职快两个月了，第一个月他就忘了付工资，干脆两个月一起付两万块。欧阳一虹见他把钱往桌上一放，说：“你又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赵德发说：“你两个月工资呀。我说过了，每月一万。”
欧阳一虹说：“我们都这样了，用得着给我付工资吗？”
赵德发说：“拿上吧。我心里安稳些。怎么用，用不用，都在于你。”
欧阳一虹说：“那我就给你存起来。”
69、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
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母亲让他滚。小胖子只好忍辱负重，谁让她是同学的母亲呢？
见到钱，欧阳一虹还是高兴的。看来赵德发这人还比较讲信用。之所以不想要，是因为她把他的钱看成他们的共同财产了。给不给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按时给了，证明他在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他的承诺是她辞职的前提条件。自从欧阳一虹辞职后，她用钱比以往更节俭了，自己没有收入，开支全是赵德发的。那就更应当节约一点，不能大手大脚。她不能让
赵德发觉得她是个不懂事的女人，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有时她也暗暗担忧，不知赵德发以后还爱不爱她，不知他能象现在这样爱她多久。唯其如此，她才更加珍重他们之间的关系，象刚刚栽下的小树苗一样精心呵护着。害怕有所闪失。如果赵德发另有所爱，她就得另谋出路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她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全心全意指靠男人，要么就是自强自立。不指望男人，就得有不指望男人的本事。下次就业，她不会再干记者了，要做其他事。记者不是太苦，而是太让人花眼。越是做记者，心里越不平衡。尤其是象她那样的经济记者。而做其他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将来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否则，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很困难。
读研究生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只是条件不成熟。现在辞职了，有时间了，除了每天烧饭外，基本上没什么事。这就给她提供了学习的时机。她的想法得到了赵德发的支持和鼓励，赵德发说：“你用心学习。做饭是可做可不做的。我也想过了，年纪轻轻的，成年累月围着灶台，那也不是回事。”于是，欧阳一虹就到书城买了许多专业书籍，决定把读书变成她辞职后的第一职业。
要说比较稳定的，还是我和刘真的关系。我不担心她，她也不担心我。我们象两颗亿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早就定型了。不容易再变了。我们彼此之间高度信任着。刘真是那种很会调节生活的人，她并不要我每天都给她做饭，她知道那样会把我弄腻的。每周都有几顿饭放在外面吃。她开着车，拉着我，满上海找吃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为一顿饭跑几十公里路。装一肚子饭，经过一路颠簸，回来时胃又空了。又找个地方吃。有时我们也会玩到很晚才回家。在外面，我们也象那些小青年一样，手拉手地坐在石凳上，互相依偎着，情意绵绵地看着路人，也接受路人对我们的观看。
那天晚上在淮海路上，我指着刚刚嫁接的一棵树问她：“你知道农民是怎样形容果树嫁接的吗？”刘真说不知道。我说：“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你不嫌我小，我不嫌你老。只要是皮挨皮，肉挨肉，照样活到老。”刘真说：“这不是在说树，是在说我们。”我说：“你又不老喽。”
我们过得都好。过得最让人焦心的是小胖子。都是因为母亲的病。自从上次母亲得知他要买房结婚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弄得小胖子不敢再把有关房屋装修的资料和刊物放在家里了。母亲看见之后就火上心头。房子在她心中成了魔鬼。看到纸上的新房，她就想到小胖子要弃她而去。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小胖子的心情被劈成了两瓣，一瓣是热的，那是新房给他的快乐；一瓣是冷的，新房给他派生出了无穷的烦恼。有几天时间，母亲老是在三更半夜吵人。小胖子第二天要上班，一吵，他就睡不着了，就往周雪梅那里跑，在她那里躲一夜。
这天小胖子很高兴，下午单位聚餐，发了三千块钱奖金，回家的路上给母亲买了一点零食。母亲在家没事时喜欢吃点小食品。每回发了奖金他都要给她买点东西回去。或者是给她钱，让她自己买。晚上，小胖子回去时，又看到母亲在玩上吊的把戏，一头套着脖子，一头拿在手上。小胖子急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来，说：“妈，你不玩这个好不好？”母亲怒目圆睁地看着。之后，母亲就伸出了手，狠狠向步胖子打去。说：“你给我滚！”
小胖子又挨了一巴掌，让他滚蛋。母亲在打过他之后，就关注起自己的手来。手心手背反复看。小胖子这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指头上涂满了指甲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涂上了粉红色的指甲油，做儿子的比挨巴掌还难受。母亲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个指甲，象是在检查油彩涂得是否均匀，更象是在观察它们打人的威力。母亲神情专注的样子，如同一个注重细节描绘的小说家。一股悲悯之气向小胖子袭来，他有些伤心地想：这个家里，有资格说滚蛋的应当是我，而不是你！可他能这样说吗？那是不能的。
小胖子强忍着疼痛，把屋里所有的绳子都收拾起来，怕她再玩。然后，小胖子拿起汽车钥匙，悻悻地走了。见不胖子拿着绳子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开怀大笑。
小胖子跌跌撞撞地赶到周雪梅那里的时候，周雪梅正坐在床上打毛衣。周雪梅背后靠着一个红色小方枕，小方枕被她圆润的身子挤压后，露出来的那只角圆鼓鼓的，变了形，象一个小气垫。在床头灯的衬托下，周雪梅的脸半明半暗，坐姿呈现出端庄的淑女气质。加上手上的毛衣，看上去更象是一个贤妻良母。这年头，没多少女孩打毛衣了。她们用不着打毛衣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逛商店、美容美发和没完没了的夜生活上。精神消费成为她们的主导，打毛衣这样的手工劳动则属于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干的事情。可周雪梅不。周雪梅就喜欢打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