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因此大胆地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
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
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
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干、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地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
王安礼看了一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
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
「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
「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
「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
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
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
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
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地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唯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
「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
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地答道：「这是石越想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
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
虽然石越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
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
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
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
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地树敌。
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
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
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地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
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
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
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
「现在的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就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地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真让人难以驳难。
「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
「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
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
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
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
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分出版。
这几部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浅薄。
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
当时宋代的技术，已经累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
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
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制造钥匙的关键。
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
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用全部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但是，石越始终只是一个文科生。
七部书中，《算术初步》略好一点，也不过是初中的水准；《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只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过是初中的部分理论。
最糟的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石越根本记不住那些分子式，只好在书中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篇幅不过两万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
《地理初步》最引人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圆说，这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远在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相不相信，却要另当别论──《地理初步》的确也经常被人们当成第二本《山海经》来读。
《生物初步》中，为了避免太大的麻烦，石越没有说物种起源，只是介绍了化石的作用，又讲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书，顾忌之处，实在太多了。
最好写的一部书，则是《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石越在「石学七书」中，毫不客气地使用了大食（注十九）数位１０与字母文字。
这两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