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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集中统一指挥，加强反共特务活动，——当然也是为了减少陈立夫和戴笠的内耗，1935年他将CC系的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的特务处统一组成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又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由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CC系远班人马；二处（军警处）特务处的原班人马，由戴笠任处长；三处（邮检处）乃新成立的处。戴笠与陈立夫素来水火不相融，为争夺邮检处，两人差点拔刀相向，各自为阵。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共产党在国统区由完全秘密转为公开，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势不可挡。1938年春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决定把原来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了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或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或军统局）；三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全国的邮电检查。抗战胜利后，由于中统名声太坏，1947年秋国民党中央被迫下令撤消中统局，另设了一个“中央党员通讯局”直隶中央秘书处，原所属各省调查统计室相应地改为省党员通讯室。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将“中央党员通讯局”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内调局），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中统所属各省地方的省级机构一律改为“内调局某省内调处”，没想到好景不长，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发起广州战役，蒋介石忙不择路，将所属人员部分径自送往台湾，而另一部分只好途经广西、贵州迁到重庆，准备协助蒋介石割据西南，实现“政治台湾，军事西昌”的战略转移。当时黄纹任中统本部代主任秘书兼西南区区长，1949下半年他就受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委派与军统局的毛人凤、国防部二厅的副厅长来到大西南，网罗反革命骨干布置“游击”，并加紧物色力量布置潜伏组织和电台。
这时护士进来给黄纹测量体温，打断了他对往事的追忆。他想起刚才牛剑代所长给他说的话，心想倘若真能将他那畸形的躯体恢复，即使躺在石膏架子上二、三年也无所谓。因为他想也许他在那石膏架上可以好好地想想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和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他记得他刚进入中统时正是党务调查科成立之初，他们专门以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对革命人士实行迫害为能事。那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汪合流，蒋介石在南京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起了反革命政权；汪精卫则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并杀害了与林育南、恽代英、邓中夏、胡彦彬、陈潭秋、苏兆征等同志共事多年，时年29岁的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统对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采取“非判即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后来发现共产党是愈杀愈多，永远也无法斩尽杀绝的，就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并在南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流域和省设立“反省院”，对其被逮捕关押的革命人士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利用叛徒对阵营进行疯狂的破坏。没想到1931年中共的顾顺章叛变，中统轻而易举地破坏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秘密机关和中共保卫组织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将恽代英杀害。更没想到1933年还逮捕了陈庚、罗登贵、廖承志，绑架了作家丁玲、潘梓年，逼迫诗人应修人坠楼身死。那时宋庆龄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公开声讨蒋介石蔑视人权，蒋介石授意“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指示，不久在军统的配合下，终于暗杀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会的总干事杨杏佛。当年中统对瞿秋白劝降不成，蒋总统下令杀害了视死如归的瞿秋白。黄纹记得当时的《中华民国史》记载，中统在30年代的上半期共“捕获”了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1。5万人。抗战期间，中统局各级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情报网，尤其是在重庆、浙江、贵州、云南、四川、西藏、新疆等省大肆进行罪恶活动。他们“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和日伪勾结，向解放区人民及蒋管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人民解放区，镇压蒋管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令黄纹最难以忘记的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中统还派遣了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直接与敌伪接头……
历史也真的会嘲弄人！黄纹也许知道，臭名昭着的中统在1946年初还准备效仿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成立司法部调查局而遭到了反对。可他此时是万万想不到是当初那个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始作佣者，CC系头目陈立夫到台湾后却受到了蒋介石的排挤，成了蒋介石的“开刀”对象。当然蒋介石整顿在台势力是有目的的：一是要二陈承担大陆失败的责任，二是为蒋经国接班扫清道路。整顿的结果是陈立夫被迫退出政坛，只得去美国新泽西洲定居，以养鸡、卖皮蛋和粽子为生了！
第十七章
15
谭凯从辽河战犯管理所出来，显得异常的兴奋，也许他还沉浸在从西北沙漠和北大荒劳改农场突然回到抚顺这样的中等城市的喜悦之中。每当他想起那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二团、四团以及利用炮八师开垦地为基地创建起来的劳改农场，都深深地感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和崇高！
今天是星期日，谭凯起了一个大早准备到市里去逛逛。他想若果合适的话再到新华书店去买几本外国小说回来，以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打发他难熬的单身汉生活。他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比他小的牛剑所长都已结婚且快有小孩了，他心里还是很着急的。但他想城市的女孩子总比那北大荒和西北沙漠里多，无事到街上逛逛兴许能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
夏日的习习凉风从浑河吹来，抚摸着谭凯黝黑的脸，他感到风儿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柔，比起那北大荒凛冽刺骨的寒风来，不知要惬意多少倍！他见那抚顺市区位于浑河冲积平原上，三面环山，浑河宛如一条彩带横贯市区，是一座美丽的带状城市！
城里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街上的两旁除了贩卖绸缎布匹、日用杂货的摊贩外，还有卖锅盔、蒸馍、浆面条、卤大豆、油茶、汤药、糊辣汤、水晶馍等的食品摊子，他们一边卖货，一边吆喝着，招引顾客兜揽生意。谭凯兴致勃勃地走在大街上，只见汉族、满族、回族、朝鲜族等族人民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大街小巷上的商店里和地摊上选购着各自所需的商品。商店里摆满了各种琳琅满目的货物，小巷的地摊上还摆满了东北人参、野果、药材、山菜……
谭凯在街上边走边看，当他露过那家“金丰圆”餐馆时，突然想起了那天他在里面吃海鲜遇到的那位穿着朴素而长相俊俏的姓苗的女“大学生”。
“同志，进来坐坐吧，刚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海鲜。还有朝鲜族的烧饼、四川的麻辣牛肉面……”店门的服务男生见谭凯久久地望着那“金丰圆”餐馆的招牌出神，招呼着谭凯。
谭凯很有礼貌地向那服务生笑了笑，想起那云南来的大学生，他摇了摇头，又独自地笑了笑走了！可惜和平时期的谭凯早忘了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的一句常用口诀：“一步三回头，墙角拐弯仔细看。”他哪里知道，自从他走出那辽河战犯管理所，那苗霞和另一位神秘的女人交替掩护着远远地跟踪在了他的后边！
谭凯进到书店，径自来到小说专柜。他看那外国小说基本上是苏联作家的：一边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托尔斯泰根据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还有托尔泰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和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另一边是高尔基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写的回忆记《列宁》，以及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母亲》。在外国小说的旁边还有几本苏联诗人普希金的诗作：《自由颂》、《童话》、《囚徒》、《茨冈》。
“怎么全是苏联小说？”谭凯暗忖，他知道文学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两国文学艺术的交流程度可以看出两国的政治经济的交往的程度。那个时候中苏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关系十分的融洽。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过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就拿1949年新中国为何定都北平这件事来说罢，除了当时政治上、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原因——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可无战争之忧！实际上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首先伸出真挚友谊之手的是与中国第一个建交的国家便是社会主义苏联。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苏联也成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好邻邦！这就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斯大林七十寿辰的贺电中所说：“觉悟了中国人民和所有其他各国觉悟的人民一样，看斯大林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看斯大林是全世界人民团结和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