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里正闻言，又跪倒在地，泣道：“侯爷之恩，天高地厚，小老儿代这夷州岛上的汉人百姓鞋侯爷大恩。”
杜睿看着跪了一屋子的百姓，心中也是不禁一阵感叹，他知道若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只是在此处勒石树碑，便继续远行的话，等到他回来之时，这里的汉人百姓恐怕也就十不存一了。
当即带着杜平生等人返回了岸边，找到冯茗，命他火速差人乘船返回泉州港，将他的奏折面呈太宗亲启。
冯茗也不敢耽搁，当即差人盛了一条随行的剪帆船返回泉州港，此次杜睿远行，除了三十艘盖伦帆船之外，还有二十艘剪帆船随行，当夜就有一艘剪帆船，离开了船队，朝着来的方向驶去。
杜睿虽然安排已毕，却还是不禁想着方才在那汉人村落之时，张里正的话，海外弃民，华夏历朝历代，对待他们这样的海外移民，大概都是如此称呼，但是在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上，却是大不相同，比较鲜明的便是明政府和满清政府了。
明朝政权是在异族统治后光复华夏的汉人政权，更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性最强的朝代之一，与汉朝相匹敌，便是唐宋也皆有所不及，而人们所说的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就是政权来源的合法性。
这种立国基础既给明朝打上了鲜明的汉族民族主义烙印，同时也使这个朝代更具有国家民族责任感，这种民族责任感，即便是当今大唐煌煌盛世也略有不及。
明朝建国之初的政治纲领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是将汉族民族主义，重建中华传统道德、民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做为立国之本的，在明太祖时代，这些纲领基本得到了全面的实行。
儒家思想，特别是提倡民族大义和民本思想的程朱理学，在明朝是做为宪法性意义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而儒家核心的“华夷之辨”和“仁”的思想，都要求是否维护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关乎这个政权是否属于合法政权的重要标准。
同时，科举制度在当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公平化和广泛化的社会阶层流动，使政权中枢能向认同中华的各阶层人士敞开，使基层民意最少阻碍的进入上层。
而明朝政治的公开性，在中国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加强了政权与民间舆论的互动性，明朝社会舆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同样是以后很难达到的。
同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按照儒家思想，明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以将国家的、汉族的利益与自身利益视为对立面，而且明朝内阁权力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也使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能力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重大决策上是很难做出明显违背基本民族利益、道德和意愿的行为。尤其不可能做出站在外族和外国立场上损害汉族和中国利益的决策。
在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土著屠杀华人的事件，当时明朝政府在同一时期内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即万历三大征。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长达七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
虽然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了全胜，体现了明朝政府和万历皇帝的杰出决策能力。但战争对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的损耗也是极大的。建州通古斯酋长奴儿哈赤正是利用这时机扩展自己势力的。
因此，在明朝处于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万历皇帝决定允许平民开矿，通过征收矿税来缓解财政危机。但由于工商业阶层的抵。制，以及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官僚们的反对，同时也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使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而此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通过菲律宾的大量流入，使明朝误以为菲律宾有银山可采，再加上一些人的诱导，明朝派官员来吕宋调查，试图在此开辟财源。
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恐惧，担心这是明朝征服的前兆，他们将失去菲律宾。西班牙人通过诡计先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然后伙同土著人帮凶对华人进入了大规模屠杀。
明朝当时有没有进攻菲律宾的打算，这一点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西班牙人屠杀华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的。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就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尊严和立场问题。
这一次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国，万历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
既惩罚了导致事态恶化的责任人，同时准备对西班牙人兴师问罪。但是此时，中国刚刚结束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实在无力真正执行这一命令。所以明政府官员只能以发文的方式责问西班牙人。
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
而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屡受西班牙人屠杀和迫害的菲律宾华人请求郑成功维护在菲华人的利益，也提出为郑氏进攻菲律宾提供帮助。
但郑成功错误的在给西班牙人的警告中，不慎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使的西班牙人提前警觉，第三次对菲律宾华人进行屠杀。此事让郑成功愤怒悔恨，一心欲发兵复仇，但因为连受内外部精神打击造成其英年早逝而中止。
但明郑政权对此并未忘怀，直至满清灭亡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前夕，很多明郑人士仍然力主虽然台湾守不住，但可以用主力攻击菲律宾，占据吕宋以为后图，只是郑克爽辈丧志，终未被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在明朝，由于海关税少，走私盛行，海商对明朝政府并无太多经济上的贡献，也就是说明朝这种反应更多是出于民族责任感。
而郑氏集团本身就是海商出身，与海外商人关系密切，彼此利益关系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中央政府更多的是从民族大义考虑，而郑氏更多的具有商业利益考虑。但无论，无论哪一个汉族政权，对海外华人的态度都有血浓于水的感情。
杜睿也是因为此等种种，才对大明倍加推崇，在推行新法之中，也蕴含了许许多多大明的政治特点，他期望中的便是能将盛唐与大明的制度相融合，为华夏打造最为强盛的一个帝国。
而满清时期呢？则是完全是相反的情况，在满清的眼中，在其控制之外的海外汉族人，是推翻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被其视为心腹大患，欲灭之而后快的。
为了困死明郑，满清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不惜将从中国从辽东至广东全部沿海地区用武力来进行史无前例的“迁海”，使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沿海变成无人区，为此屠杀的汉人数以百万计，对最沿海富庶地区的经济破坏，以及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中断更是不在话下。
满清执行锁国政策，严厉防止汉族与外界的交往。满清的防汉性锁国，与明朝为了防范倭寇及加强对海关控制的海禁是两个概念，除了洪武年间和嘉靖年间较为严格外。明朝的海禁就象明人王抒所云：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以汉族为根本的明朝是做不出满清那种靠屠杀来断绝海外贸易的行径的。而满清既没有什么在乎“势有难行”，为了自己殖民统治还有什么难行的吧？
至于“情亦不忍”，更对满清没有任何作用，对于在中国屠杀至少数千万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满清，有什么“不忍”的。
甚至在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鞑虏之时，满清勾结荷兰等外国殖民者，攻打明郑政权。许诺成功之后将台湾送给荷兰，来联合围剿反清义军。
满清所在意的，是消灭威胁其统治的汉族反清力量，至于某些人主动送来的“收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高帽还真是无意而得。只是因为那一次没有成功，否则当时台湾就已经被满清予了“友邦”了，也不必等到甲午战后。
在汉奸施琅等人的帮助下，满清最终攻陷了台湾，但为了便于控制和奴役汉族人，意欲将台湾人全部内迁后放弃台湾岛，任其荒芜或为西方占领。只是由于汉奸施琅垂涎于台湾的土地财富力阻，再加上担心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方才罢手，从此施琅家族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和剥削者。
既使如此，满清也严格限制海峡两岸的往来，使的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相对薄弱，这导致台湾与内地始终有疏离，这也正是造成后世台海无法一通一个重要原因。
满清是以防汉、制汉作为基本国策的，任何会导致汉族进步、强大和影响扩大都是其所要竭力避免的，满清严格禁止汉族人移民东北，限制汉族人进入蒙、疆、藏等地，并严格防止其它民族汉化都是出于认为汉族是其统治最大威胁这一认识出发的。
满清乾隆的1740年，在所谓“康乾盛世”。荷兰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嫉妒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才能和财富，就勾结土著人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华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荷兰此时尚未摸清满清对华人的态度，因为需要与中国通商，也担心有所妨碍，所以派人到满清朝廷为自己开脱。
但没想到乾隆表现让荷兰人明白了满清对华人的态度，乾隆说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满清欲杀之而不能的海外华人，被荷兰人所杀让其非常痛快。有了满清的赞许鼓励，荷兰人越发肆无忌惮，在明朝时期华人在南洋建立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