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冤情，直管讲来，本官为你们做主！”
那喊冤的却是三个半醉的人，说他们的一个好友被人纵马踏死了。
崔迪闻言，不再耽误，便让那三人领路，来到一个酒肆门前，那边早就围满了人，而哪个纵马杀人的，居然还弄了张胡椅，摆在酒肆的大门口，大模大样的喝起了酒。
崔迪见着，怒火喷张，长安闹事之纵马，整个大唐谁有这样的恩宠，除了皇帝自己，也就只有宋国公杜睿了。
按照《大唐律》，在闹事之纵马者，都要被杖责三十，更不用说还踏死了人，崔迪二话不说，便让人上前捉拿。
却没料到那小子一见要拿他，居然满不在乎，还叫嚷起来：“我是先帝的外甥，当今圣上的表弟，我叫房舒，谁能把我怎么样？”
崔迪一听，也不禁有些迟疑，谁都知道皇室的子嗣不多，要当真是皇帝的表弟，那还真是个有身份的凤子龙孙。
崔迪一迟疑，两旁看热闹的百姓却不干了，纷纷议论起来，说得无外乎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更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百姓一种美好的期望罢了。
这句话的愿意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公既用卫鞅，鞅yù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jiān者腰斩，告jiān者与斩敌首同赏，匿jiān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rì，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可是《礼记。曲礼上》记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曾是当初华夏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的刑法是公开的不平等，大夫和庶人在刑法上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为当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其政治代表为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在反对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同时，提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
依据法家的主张：“绳不绕曲，法不阿贵。”
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
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的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由来。
仅就法律而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子犯下罪行和平民同样按照法律处罚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少有了。
西周时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种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处罚的，而应该由朝廷最高级大臣讨论后，再上报皇帝定夺，这八种人里第一种就是皇帝的亲戚。
后代的法律有大量的优待贵族大臣的内容，比如皇亲国戚是由“八辟”转化而来的“八议”制度的头号对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减轻一等处罚，犯死罪要经过朝廷最高级大臣的讨论，经皇帝的批准才可处罚。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当然，如果王子胆敢图谋造反的话，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严惩不贷的。
儒家典范人物之一的周公，辅佐成王统治天下，亲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令处死。以此为例，凡是被戴上了谋反帽子的王子，从来是不得好死的。
历代法律都规定，如果是谋反大逆、图谋叛变之类的重罪，都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古代，即使是主张“刑无等级”的法家，也没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样的主张。商鞅提倡“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样处罚。
在他主持秦国变法时，太子犯法，他下令处罚的是太子的老师，一个割鼻，一个毁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但是，并没有说王子也要同样按法处罚。
可见，哪怕是最激进的法家，要求的还只是卿相大臣的“刑无等级”。因为，如果王子犯罪要按法处罚，那么，皇帝本人是否也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裁呢？
在古代，这个问题却是个讨论的禁区，没有哪个学者、政客敢于拿这个问题去冒犯皇帝或皇帝的虎威，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韩非在《说难》里提到的人主那块不可触及的“逆鳞”。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刑无等级”控制在卿相大臣以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最著名的莫过于隋帝杨坚处罚自己儿子杨俊的故事。
杨俊是隋帝的第三个儿子，封为秦王，任命为并州总管。他在任上大兴土木，建造的王府竭尽奢华，超过了法令规定的规格，又放债取息，盘剥百姓。
隋帝得知后，罢了他的官，召还京师居住。大臣们都认为秦王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制度，不必如此严厉。
隋帝却说：法不可违。我是五个儿子的皇帝还是天下百姓的皇帝？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外制定皇帝儿子遵守的法律？周公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杀了造反的兄弟，我比周公差远了，怎么能够破坏法律呢。
结果，杨俊郁郁不得志而死。
在有些时候，在证据确凿，在强大的压力下，天子也会遭到惩罚。而天子犯法往往比布衣犯法要严重的多，不论是情节还是涉及范围，牵扯到的相关人员。整个案件里的人员绝对是关系复杂。而布衣犯法往往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的事，怎么判刑没人阻挠，其间的关系比较清晰。这是权利造成的后果。曾有人说权利才是恶魔，有了权利，个人yù望开始膨胀，或者有了权利就可能被人利用拖下水而走上不法之路，这是之前个朝代都有的事。
可崔迪也是个犟种，他偏偏不信邪，一听百姓们这话，顿时热血冲头，也顾不得房舒的身份，连忙命人，将房舒拿下。
房舒可没想到一个芝麻大小的官，还当真敢和他为难，回县衙的路上，就把崔迪骂了个狗血喷头，到了县衙大堂，更是将混不吝的xìng格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打了班头，连崔迪的官服都给扯了。
崔迪原本还想着将这事上报大理寺的，见房舒居然这般混蛋，也顾不得了，当堂便审案，没料那房舒很是有种，对杀人的事供认不讳，马上画押。
崔迪正在气头上，心想：“管你是不是先帝的外甥，圣上的表弟，反正老子治你的罪有根据，便是圣上也不能回护了你。”
崔迪当天就把案卷上报给了大理寺，也不说那犯人是谁，只说他杀了个人还自供不讳。大理寺正卿高颖看过卷宗，二话没说，便在卷宗上用红笔打了个“×”。
紧接着卷宗又被转到了刑部，刑部尚书杜养盛，和左右侍郎杜养学，崔正道核准了案情，也做了批注，次rì杜养盛带着到了内阁上，众人飘拟，定了斩立决。
杜睿自然是知道这个房舒的，前些时rì到了长安之后，还曾到他的府上拜见过，不过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要说是一个外甥了，就算是他的亲生儿子都饶不得，大唐可没有未成年人犯罪，便罪减一等的说法，砍了没商量。
可是到了皇帝李贤那里就没了消息，原来高阳公主听到自己的儿子犯了死罪，连夜便偷跑出封地到了长安，向李贤求情。
高阳公主的那些烂事，李贤自然是知道的，当初还曾异想天开的要组团谋反，李贤对这个姑姑也是不待见的，可是如今太宗皇帝的子嗣，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这些年来犯事被杀的，病死的，还有在倭州那边数星星的李治，可就这么几个人了。
到底是自家亲戚，李贤看着高阳公主哭求，也心软了，便将那奏折压下，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救房舒一命。
可是还没等李贤开口，就被杜睿一番民心天下给说得，心生惭愧，一咬牙将实行判决书签了。
其实杜睿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忍，倒不是为了房舒，那小子纯属死有余辜，不忍是为了李贤，他知道李贤是个心软的人，让他作出杀亲人的事，真是为难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