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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云龙拿起电话“哦，是马政委呀，有事吗？什么？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得？这小于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里来排场可不小，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呢。哟，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好，好，你去时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是呀，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很难过……很难过。好，好，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电话。梁军也苦笑起来。
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道：“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分析的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
第三十九章
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资格还差点儿。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
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１２９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９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２５军和红２６军，抗战时的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你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
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煮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闷了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他想得很简单，到哪儿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这白拣的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陕北后，１９３８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惟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１２９师刘伯承摩下，后又归了３８６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队。１９４９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Ａ兵团。如此算来，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１２９师３８６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
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搬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旋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搬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作了。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嗓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８０％受到冲击，７０％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于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