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点数才可能比较显著地偏离0。所以算牌手在算牌时都会寻找合适的赌桌，一方面要找人少的桌子，因为人越少，你在单位时间内玩的次数越多，实际收益才会更逼近期望值；另一方面要找切牌少的发牌员，因为该切多少牌，赌场只有个大概的规定，具体执行还是要靠发牌员的觉悟，所以同一家赌场里，不同的发牌员切出的牌来常会差很多。
在点数变大时，该怎么提高赌注，每个算牌手都有自己的习惯和算度。贝尔实验室的J。L。Kelly推导出，在理论上，如果你占A的优势，本钱总数为R，那么最优赌注是B = A * R。
比如你有一万块钱的本钱，现在你占1％的优势，那么就应该在这把压下一百块钱。这种下注法称为Kelly法，是在理论上可以获得最大回报的方法。但在实践中，Kelly法过于冒险，只可视为下注时的上限。
斯坦福·王（Stanford Wong）在《二十一点的秘密（Blackjack Secrets）》里说，平均点数每高一点，可增加约0。5％的优势。他是二十一点算牌界里最有名的祖师爷级人物之一，甚至排在爱德华·索普之前，第一个进入了“二十一点名人堂（Blackjack Hall of Fame）”。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时，还以为他是个华裔，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才发现他是个白人老头。斯坦福·王其实是他的艺名：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再加上“王”这个很有气势的东方姓氏。他对中国文化好像很感兴趣，自己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就叫“Pi Yee”——念念看吧：什么？辟易？便宜？别数典忘祖了，人家这叫“牌艺出版社”！
按照他的说法，在0点时，庄家占0。5％的优势。到了1点，双方差不多扯平。平均点数升到2时，玩家就已经占0。5％的优势，可以提高赌注了。如果按照Kelly法，平均点数为7时，玩家占3％的优势，就得将自己全部本钱的3％投进去，显然太过冒险了。
在点数为0或负数时，玩家应当下最小赌注。当然，最好是干脆不玩，坐等点数变正。早期的那些算牌手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的赌场里，从游弋在各桌间的桌面经理，到高悬在天花板上的监视器，都虎视耽耽地监视着每个赌徒的行为。如果总是点坏不压、点好猛压，还不如直接在脸上写五个大字：“我是算牌手”，说不定还暴露得晚些。
算牌本身并不难练，难的是和赌场的斗智斗勇。在《打败庄家》刚出版时，它轰动一时，很快成为畅销书，激励了无数赌徒涌向赌场，一试身手。赌场对此大为恐慌，有些赌场甚至关闭了二十一点赌桌。但是，很快他们就又恢复了镇定，因为他们发现，涌来的大批赌徒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掌握了算牌法，其他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萝卜。索普这本书为极少数人提供了打败庄家的方法，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效果却是个二十一点的广告，让他们自以为也能够在二十一点上赢钱。这是个赌场梦寐以求的广告，是他们自己无论花多少钱都做不来的广告。
在刚开始时，算牌还是个新鲜事物，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开赌场的又多是黑社会，一旦发现算牌手，一律当老千处理，痛打一顿后扔到臭水沟里。后来大家总算对算牌达成了共识：这是样技术活儿，是在遵守赌场规则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赌博的一种方式；同时各大赌场也多被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接管，开始西装领带的管理方式，摆开堂堂之阵来赚钱，于是算牌手总算不再有人身危险，但赌场既然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就有权把某些他们不欢迎的人拒之门外。因此，对一个算牌手来说，难的不是算牌，而是如何不被赌场发现。
同时，赌场也巧妙地改变了规则，比如用八副牌代替一副牌，牌发到一半时就重新洗牌，不准在一局牌的中间加入赌局等等，极大地增加了算牌的难度。他们逐渐稳住阵脚后，便大开二十一点赌桌，从此二十一点就取代了“蟹赌（Crap）”，成为赌场里最热门的游戏。但在算牌法已经发明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二十一点赌桌上见到的，仍然大多数是萝卜。
六
大西洋城的赌场里永远人山人海，而且亚裔奇多，一眼望过去，黑头发、黄皮肤出现的频率之高，仅次于春节联欢晚会里的歌词。尤其是百家乐和牌九扑克的赌区，从发牌员到赌客，清一色的亚裔，让我恍惚以为自己刚才不是开车来的，而是开的宇宙飞船，一不小心降落错了地方，到了澳门。
我第一次算牌实战时，发牌员就是个亚裔，胸牌上写着“汤姆”，生得白白胖胖，笑容可掬，声若洪钟，口若悬河，和每个赌客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我初次上阵，技艺生疏，也无心和他讲话。这盒牌开始时平淡无奇，点数始终没有大变化，到快结束时，却忽然猛出了一阵小牌，点数长到6点。我估计了一下剩下的牌，大概还有两副不到，那就是略大于3的平均点数，该压40块。我手头没有25块的绿色筹码，只好压上去8个红色筹码，心中暗想：“他不会因为这把我忽然提高赌注，就开始怀疑我是算牌手吧？”
汤姆却只是继续一面发牌，一面轻松地问我：“那老摇，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此前我已经告诉他我是学生了，这时脑中正忙着转换点数和赌注，也来不及多想，便说：“计算机。”
“哇，”汤姆有些夸张地说，“那你一定很聪明！”
我这才反应过来，计算机专业是盛产算牌手的重灾区，名震江湖的MIT算牌团里就有好几个是学计算机的。“完了，这下他肯定要开始怀疑我了，”我后悔地想，“我该说中文系的！”口中却得应付他说：“呵呵，谢谢！”
更糟糕的是，桌面经理不知何时也已踱到我们这张桌子，插话说：“你们学校的计算机系不错呢，我有个堂兄就是那里毕业的，现在已经做到他们公司的CTO了！”
算牌手都知道，桌面经理的一个职责就是监督作弊，包括虽然不是作弊但也被赌场深恶痛绝的算牌。我还没想出来该怎么回答他，牌又已经发下来了，有大牌也有小牌，我拿了个下下牌：10和6，汤姆的亮牌却是10。
“这时按照基本策略应该要牌，按照算牌点数的修正应该……靠！现在点数是多少来着？”我这才发现刚才一紧张，已经把点数忘了，“算了，反正肯定是正数，那就应该停牌。”我把手一摆，表示不再要牌了，然后摇摇头，装作很沮丧的样子对桌面经理说：“你看，只要你一下大赌注，就必然来坏牌。”
好在我这时确实应该沮丧，所以桌面经理一点也没有怀疑，同情地说：“没关系，说不定庄家会爆掉的。”
结果庄家的底牌亮出来，是一张4。汤姆再抽出一张牌来，10点，庄家爆掉。全桌一阵欢呼。汤姆给我付完钱后，我点了点头，说：“谢谢。”扔出去一个白色的一块钱筹码。汤姆拿住它，在身边的小费筐上响亮地敲了一声，塞了进去，同时对我说：“非常感谢，先生。”
这其实是违反算牌守则的。所有的算牌书上都说，算牌的利润非常微薄，因此不能浪费辛苦挣来的钱在小费上，不但不能给发牌员小费，为了不给女侍小费，连酒水都不能点。这个原则本身当然有理，但精明到这个地步，我觉得算牌手们大概有些本末倒置了。算牌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享受，而在我看来，一边喝饮料一边算牌，就是种享受。给顺眼的发牌员点小费，这种尊重别人的感觉，在我看来也是种享受。为了这种享受，少挣点钱又有什么关系？
随后的几盒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我也算是在实战中学习成长，越来越老练沉着。不过由于没有出现大点数，所以输赢也不大，一个下午大概输了五十块钱的样子。
吃完晚饭后，再回到赌区，我没找到汤姆，大概他已经下班了。我新找到的切牌最好的发牌员，是个三十多岁的亚裔妇女，叫丽萨。我在她桌上一开始是小打小闹，点数小，赌注也基本上不超过20块，但运气不太好，加起来输了一百多块。第三盒时，终于出现了机会，牌发到中间就出现了大的点数，我连下好几把一百块，还有几把点数实在是高，我便开了两手，各放一百。一番猛打猛追，不但把此前输的钱都赢了回来，还盈余了近一百块钱。
我松了口气，在她洗牌时和她闲聊起来：“这里好像很多亚裔发牌员啊？”
“我们亚裔刻苦能干啊，”丽萨自豪地说，反正桌上的另外两个客人也是亚裔，“而且我们亚裔一般来说，数学比美国人好，所以做发牌员正合适。再说了，现在赌场里的亚裔顾客也越来越多，所以赌场也喜欢多雇些亚裔发牌员，吸引顾客啊。”
“对啊，”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大疑问，“哎，你在赌场工作，大概也看见了吧，这里的亚裔为什么那么多呢？汤姆你是干这行的，你说说看为什么亚裔这么喜欢赌博呢？”
丽萨却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们亚裔就喜欢赌钱啊！什么骰子、牌九，不都是亚洲人发明的吗！而且我们亚洲人过年，一过就是一个月，这时候又不干活，还能干什么，不就是赌呗！”
这种解释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倒比那些专家学者诚实多了。他们一谈亚裔沉溺赌博这个问题，都是说什么亚裔移民不能融入社会，所以选择赌场来逃避发泄。敢情都是客观环境的错，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推翻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建立亚裔移民民主专政，亚裔就不再赌博了。
下一盒牌发到中间又出现了大点数，我再次故技重演，很快就将赌注加到了一百块，可是这次再也没有上次的运气了，几乎是一路连输。这时桌上又加入了另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再分两手玩，因此临时决定，打破原来制定的赌注计划，把最高赌注提到200块。
桌面上的钱已经输光了，我打开钱包，取出两张“本杰明（一百美元钞票的外号，因为上面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