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翔苍穹- 第142部分

翻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的文章，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张将军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当时征兵难的实际情形：“………………‘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就硬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的身上’，好象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情，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看看！那时的不公平产生了那时的社会效果。也许，谁赶上谁倒霉吧？

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国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给他们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象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的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29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

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

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

有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有人一看见他就想到110，想到“遣返机关”。

想到杨云峰，我也联想到我所看见的卢沟桥抗战馆：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可百十人有二十辆公车，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有人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生活一年生活的，从抗战捐款中还可以拿10％好处费。抗战馆科室干部工资都有五、六千。抗战馆干部有百十人次去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朝鲜、日本、新加坡、韩国、比利时、香港、台湾等等国家和中国地区访问。还要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馆。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不胜枚举”的举下去。总之，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恰恰是开公车回家的人对杨云峰老汉的目光最鄙视。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的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要饭到奥斯维辛博物馆会是什么待遇？

不知诺曼底登陆登陆老兵要饭到诺曼底海滩法国警察会不会出现？

不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如果今天在卢沟桥要饭会惊动谁？

不知道珍珠港展出的美军残舰上是否会出现“我有过功”的要饭人？

不由得，我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的看着我，要饭。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

“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地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

“立正！你给我站好！哭什么哭！想翻案？”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的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全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光给我脸色看。还是让我去要饭吧！——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

杨云峰老人，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对不起您！我是走狗！我是小人！我是懦夫！我讨好领导！我对不起您呀！

——不是没人关心你呀！杨老汉！杨老汉！突然间，您怎么走了呢？

北京摇滚乐爱好者正准备向您伸出援助之手呢，他们刚刚资助40名云南的抗战老兵。正商议资助您呢！云南的《保山日报》正在整版的宣传云南的惊讶呢！因为宋美龄、宋庆龄、宋蔼龄曾经于67年前发起资助抗战的运动，事隔67年又有人向抗战老兵捐款，所以，我写了《民间一小步、历史一大步》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网和《保山日报》上。这些抗战老兵拿到捐款一般都万分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北京人！感谢大家还记得抗日战争中的我！”——您也一样，您再等等呀！

29军宋哲元将军的外甥女李惠兰女士给我来电话，说杨云峰的去世她深感难过。她说杨云峰应该是在艰难之中离世的。她说她应该邮寄一些钱去。李惠兰女士曾经于不久前来过电话，约和我一起去采访杨云峰老人。我算了算，盘缠太多，自费的话，影响吃饭。所以，我没有积极的响应。如今，杨云峰已去，可惜！

杨云峰是在河北省大成县他干女儿的丈夫家去世的，我打去电话，是他干女儿的丈夫邱书增接的。邱书增证实，杨云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多少年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他希望得到社会上的捐款，好给杨云峰修建个墓碑，以纪念这个参加过卢沟桥事变的抗战老兵。

我采访过的97岁的杨云峰谢世了，88岁的傅锡庆老人也走了。我所知道的亲历卢沟桥事变最后的老战士还有93岁的韩立才老人，卢沟桥事变时他是29军中尉参谋军官。有97岁的钱宝钧老人，他当时是29军宋哲元将军的少校参谋军官。还有90岁的孙竞生老人，他当时是29军的少尉军官。我真希望再去采访他们。

因为杨云峰生活拮据，所以，他曾经要饭。

他要饭，所以，就让别人为难，成了被某些人厌恶的人物。

任何单位都有一百个理由把一个要饭的人送到警察局去。包括抗战馆。

我今生只见过一个曾经在喜峰口向日本鬼子轮大刀片的人。

我只见过一个29军的老兵亲自把他在卢沟桥事变中使用过的大刀捐献来。

一个老兵，几十年生活拮据，生活困难。

在卢沟桥事变的第67个年头，这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不见了。

如果他是一个将军而不是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人们对他的态度会天翻地覆凯而慷。

总之，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最终没有扭过自然规律的力量。

——在贫困中，97岁的他走了。

——呜呼！斯人已去。——哀哉！世间已无杨云峰。（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作者声明，文责自负）　

外篇　一篇震惊西方的中国人论文

（更新时间：2004…12…10　1：32：00　　本章字数：4910）

中国人想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但有人不允许，头一个就是日本。一百多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掉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会。一个甲午战争，打掉了满清的洋务运动﹔一个“七．七”全面侵华战争，打掉了国民党号称的“十年黄金时代”。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策就是不准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又加上一条：不准中国统一。日本经过两次侵华战争已经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