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我听二才他们说启京先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风雅中人。因此寻思，要给启京先生带个什么见面礼儿好些——什么南北货也罢、舶来品也罢，哪怕是金珠玛瑙，恐怕都嫌伧俗了呢！我于是在祖宗家门儿翻箱倒笼，寻觅了半天，给找着这个——”普查员说着，朝椅脚边那长条筒子一指，继续说道，“是‘老爷子’生前珍藏的一幅画，上下皆无款识，看起来倒极像是‘老爷子’的先师方先生的笔墨。凤梧公的画——启京先生是知道的——可说是价值连城了。庋而藏之，可以传世；哪怕是真有什么应急之需，到处也都有识货的行家。尤其是没有题款，脱手更方便——”
“您太客气了。这礼物太贵重，张某人不敢收，也收不起。我只身在外行走多年，两度投军，早已是逃家光棍，岂能再糟践老爷子的珍藏、凤梧公的墨宝？不不不，您还是拿回去罢。”
说也奇怪，这普查员自此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儿了，另岔一题，问道：“听说这一趟启京先生回部任差，是一位李资政给荐的，可有此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荐这差使的是位王代表，至于王代表又请托了什么贵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您也没见过李资政喽？”
“王代表是介绍过一位先生见了一面，到差之后也没再会过。”
“那好。”普查员伸手捧起茶杯，掀开盖儿拨散了浮叶，却没喝，又把盖儿阖上，笑道：“启京先生应该听说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十分猖獗的情况罢？”
家父嗫嚅着，好像应了句什么。
“这一向都有情报说，暗里不少活动，要破坏咱们的大业。启京先生既然人在部里，也就不需要我多嘴多舌地嚼咕什么了——一切，都以救国救民的任务为先。启京先生请千万留意，若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人物动静，务必同二才方面知会一声。”
说完，普查员拾起几上的纸册，朝家父晃了晃，意思仿佛是说“就这样儿了”，随即一拱手，左掌右拳揖了揖。家父更是虔敬异常，当下分甩双袖，右膝打个弯颤，道：“恭送尊驾——”
“免免免——”普查员扭身推门，出去的时候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扬声冲家父道，“别忘了！我是来普查的。”
老实说，原本期待着像过年守岁一样通宵待客、接受“普查”的我其实是失望的。再加上日后从小三、小四甚至徐老三等别家的伙子们口中所得知的情况，也颇令我不快——在旁人家，那一夜的确热闹非凡。有人说普查员谈笑风生、言辞亲和；有人说普查员容貌娇美、艳光四射。接待他们的家庭总竭尽所有地端出瓜子糖果，有如迎迓一位远道而来的娇客，众人围众闲话，笑逐颜开——果真像过了个大年一样。我能凑什么说的？我说我家来了个长了条木腿的情报人员，那条腿是被匪谍打伤之后锯断、重新配置的义肢。除了小五之外，没有谁相信我编的故事。
倒是那普查员送给家父的一张画有些意思。当年在南京东路、辽宁街的老眷舍家户之间，都是竹篾子芯儿糊黏土砌成的土墙，逢上地震就裂，长长一道璺子，现成是个凿壁引光的态势。家母便把那画张挂起来，正挡住那裂痕，也屏阻了隔壁刘家小鬼窥伺的眉眼。
画是装裱过了的，横幅左右约可六尺、上下高二尺有余，一旦展开，差堪是整面客厅的宽度。画面左首是一片树林，林外有院墙，林中是个亭子。亭里一张石桌，桌上置布酒菜。绕桌只坐着两位古人，脸儿大的一个着红袍、头戴官帽，正抻臂摊掌，仿佛侃侃谈论着什么。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脸子小些，耳朵却出奇的长，扎个包头巾，身上一袭蓝衣。但见长耳之人右手指间夹着一只筷子，另一只则似乎半欹半斜地刚从指缝之中滑落，筷子尖儿轻轻点着盘中的一条鱼——这个细节是我先发现的，设若当时没能发现这一点，恐怕我家是不可能买下第一台电视机的——回头再说那张画：看来像是正吃着饭、聊着天的两个古人的右边，也就是亭子的另一侧，又是一片树林。这一边的林子占去画面中间很大的一块位置，树干比亭子左边的林木都粗，枝梢之上点点离离结着翠绿色的果子。树林的下方有个小池子，池畔则是假山。再往下，便是从画面左侧绵延而来的半截白色院墙——这墙的绝大部分都给墙外密密匝匝的树影遮去，只在此处露显得多些，可以看出墙是用大块的方石砌成。
至于假山右方，另有几竿竹子，竹栽成一字排列，像是斜斜地把整个画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块，右边较小的这一块上既无庭院、也无人迹，竟是一方菜畦。畦间的确冒出一丛一丛的菜叶子，一旁还搁着个水桶，桶中盛了清水，舀水的木勺子给人随手扔在地上。
在菜园的外头——也就是画幅的最右边，竟然是一阵乌滚滚、灰蒙蒙的烟雾，其间还夹杂着犀白的波纹，有如龙卷风的一般。这一部分十分昏沉黯淡，所幸叫一座挂衣服的立架给遮去了，是以还不怎么碍眼。
有好一段时日，我每天站在墙边，仰脸观看那张画，非常羡慕古人居家能有那么大的一座宅院。比之我们住的鸽笼眷舍，其宽敞舒适不知凡几。有一次我同家父说：很想搬到那画中的大院子里去住，家父说：“你要是真住进这张画里，洗澡的风光不都让刘家的给看去了。”
不过这沮丧不了我日日在画前观看、摹想的兴趣。我甚至替那画中的古人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红大哥”，一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