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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子哪里肯让？又口沫横飞吐诉了一阵，好半晌才让紫脸大胡子给劝住。其间家父着意思忖了一回，想那七言绝句不过就是江湖术士割裂采撷些前人名句而来的文字游戏。首句窜苏东坡悼亡之作《江城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来。二、三句中的“秋荻”、“汉祚”、“故垒”又是侵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的“运移汉祚终难复”而来。至于末句，则分明是挖凿了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首尾句意，拼凑“城上高楼接大荒”和“犹自音书滞一乡”而成的。倒是这几首古人佳构非悼亡、怀古，即是远地相思之作，被这两人把弄来、说解去，当真略有些许慨陈当前处境的意思。家父为之一沉吟，暗道：莫非此去竟须经年？转念及此，不免益发烦躁，再打量这些人物，更不觉他们有什么“满腹经纶”的气质，倒是洋溢着几分剑拔弩张的草莽味，嗅之颇为厌恶起来。
正这么百无聊赖的时分，那厢唱名的校级军官喊集诸人，一一发给签证，第一个是那紫脸大胡子，他叫钱静农。次一个是黄须大牙的汉子，他叫汪勋如。第三个是秃子赵太初，第四个则是赤脸而看来年事较轻的孙孝胥。第五个是身长近七尺、手持银筷的魏谊正。第六个是在远处凭栏读书的李绶武。第七个才轮到家父，可人家唱出来的名字却非“张启京”，而是“张逵”。家父四顾茫然，正不知该不该应个喏，那军官却赔个笑脸，步上前来，将两份签证双手捧至家父面前，低声道：“司令官特别吩咐，给科长改个名字；过往种种，便无须计较了。司令官还要我转告科长：‘逵’这个字是极好的；四通八达，悠游自在。您和夫人到了台湾，便重新做人了。”
接着，那军官又唱了两妇人和少年的名字，并称那少年“小少爷”。只当时家父满心疑虑忧忡，并未分神留意，还道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也顶了老漕帮前人名义上船来的“帮朋”之流。对家父而言，叫人不由分说便给改了个名字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他越想越不能甘心，遂返身疾趋，直奔官厅而去——也就因之而与同席复共渡的这一批人错身相失，未及结识。
至于司令官方面，给家父的答复却十分难堪。他挤眉弄眼地从抽屉里抱出一大叠活页公文纸穿绳装订的名册，语带讥诮地对家父说：“你科长阁下要是看这‘逵’字不顺眼，我这儿还剩下一些字，你尽着挑，可不许出这‘走之儿’部首的范围。前头原有些笔画简单的，什么‘迅’、‘迌’、‘迎’、‘述’、‘迪’、‘通’之类的，都叫人认走了。后首只剩下什么‘进’、‘过’、‘逸’、‘达’、‘遇’、‘游’、‘道’、‘辽’这一类的字，不大好写的居多。我看你这一回就安分了罢？”
“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还是那句话——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头绞成个小汤包儿似的圆球，笑道，“留下一条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叫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电脑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屏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
“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只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水浒传》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