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脸上露出了笑容，喜滋滋地说：“你快去叫他打过来。今后凡是报社打来的，只要我在，你就叫他打过来。”
“万一是找你拉广告的呢？”
这些年，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加之新闻单位越来越多，广告公司遍地开花，拉广告的人风起云涌，有专职的，有兼职的，电话游说，登门索要，还有用组织措施、用行政手段，等等，争相给传媒拉广告，以获得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乃至百分之五十、六十的好处。金石公司每天都要遇到好多起，就连丁书记都打过电话，要刘枚支持一下宣传部的一本什么画册，说什么尽管公司与宣传部没有什么关系，但它毕竟是党的一个重要部门，山不转水转，哪有不打交道的？比如它管着市里的传媒，今后公司有了问题，传媒要来曝光，人家部里有关同志就会帮你说说话。刘枚觉得书记真是高瞻远瞩，立马就划了一万元广告费。三年了，那画册像什么样，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去问，谁也没去查，也不知道该谁去查？以后，那个靠送姨侄女给丁书记当保姆，而后获得晋升，从一个山区县委副书记连升两级，荣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文来富要出个人书画文合集，刘枚又主动赞助了五千元。他是分管全市传媒的，用丁书记的话说，先喂他点，免得他唆使传媒咬你。现在，正是需要八方给你捧场的时候，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这种情况当然是特殊，但为了避免广告人的干扰，凡是传媒方面来的电话，刘枚就叫唐倩通通挡住，否则，这些像蝗虫一样的广告人会把金石吃垮的。
唐倩这一问，又提醒了刘枚，赶紧更正过来：“不，我刚才说过头了。还是和过去一样，你先挡架。不然，我没法工作。”
小唐反身走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刘枚拿过耳机：“请讲。”
“你是刘总吗？我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秋。”
仲秋。这名字好熟。对了，晚报上一大版一大版的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都署有本报记者仲秋。难道他就是那个仲秋？他找我有什么事？刘枚眼望着右边墙上挂着的那幅上海朋友送的《双桥》油画，一边想着一边问：“嗯，我是刘枚，你有什么事？”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李一凡的职工？”
刘枚觉得奇怪：“你问这干啥？”
“我只是核实一下。”
“你找她有事？”
“没有。她昨天晚上是不是加班？”
李一凡今天突然请假，现在报社记者又来打听她，一句话突然从刘枚口里冒出来：“她出了什么事？”
“我随便问问。我昨晚上碰到了她的朋友。”仲秋话题一转，“啊，刘总，贺处长问你好。昨晚我们还谈到你哩。”
刘枚顿了一下，脱口而出：“哪个贺处长？”
“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他说他是你的好朋友。”
“啊〃刘枚半天合不拢嘴，这人怎么这样？张起嘴巴乱吹。以为这里是他那个乡坝头学校，口无遮栏无所谓。这儿是人海波澜，看见的是张张笑脸，实际上到处却潜伏着陷阱，说不定一句话就得罪了一方神祗，一不留神就踩到了某个权势者的尾巴！嚼这些牙巴劲干啥？乡头的红苕屎还没屙干净。她吞吞吐吐地回答：“是、是有个处长，我认识。你……”
“没有什么。我顺便说说。”仲秋在电话那头加快了语速，“刘总，你忙。不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说完，不等刘枚答话，就把电话挂了。
刘枚拿起嘟嘟叫的耳机，心里有点发毛：今天怎么了？那个仲记者是什么意思？问这些去干啥子？难道是社会新闻？神经兮兮的！早知道他是来说这些的，就不接他的电话了。白耽搁我的时间！前几天，有一个自称是中央某大报的记者来到公司要找刘枚，唐倩挡不住，只好将他带到刘总办公室。刘枚一听是这个大报的记者，又看过名片，就放下手上的活儿，和他聊了起来。记者一开始就对金石公司和刘枚戴了几顶高帽子，然后话题一转，摆起了时下人们爱听的高层内幕，中央领导和他的报纸的亲密关系，他采访领导们的新闻外的精彩故事，等等。刘枚和记者打交道已不是三五次，谈了半天，见对方很少在拿出的本子上记录，心里直打鼓：这是个什么记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晃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终于亮出了底牌：向刘枚推销一种新能源，换句话说，是由金石公司当代理商。还说，他的报社已经垄断了这种产品的经营权……刘枚警惕了，记者怎么搞这事？然后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找丁副书记打听，此人曾是这家报社记者站聘请的一个编外人员，半年前就被解雇了。
她搁下耳机，转身到文件柜，去取柜子里的一个纸包，那里面包着一件明末清初的玉如意。这是北京的卫总裁点名叫她弄的。卫璧辉说，马老爷子想要这东西。刘枚为这事，想了很多办法。前些年，一些想先富起来的人，就充分开掘地方资源，“要想富，挖古墓”，把一个蕴藏着自秦汉以来林林总总珍贵文物的大峡地区翻了个底朝天，文物贩子满天飞。直到在香港、美国、英国的文物市场上看见了大峡地区的文物，在国外著名的文物、考古杂志上看见了这些文物的照片，有关部门才引起了重视。不过，这已是水过三秋，该富的一些人腰包都装得差不多了，有些人家里的博古架上也摆满了，该送的领导也送了。现在，文物被管起来了，文物贩子也烟消云散了。到哪里去找文物？有钱也难买鬼推磨啊！但是，北京的老爷子要，又是关系到给市里的紧俏产品的分配指标，不弄到，行吗？任何东西，哪怕狗屁不值，只要一垄断，就身价百倍，垄断者可以颐指气使，可以不可一世，更可以从中渔利。二十年前，卖肉的、卖煤的、卖米的、卖布的……不是都身价百倍，令人趋之者若鹜，讨好者成群吗？最后，刘枚只好向丁书记求助，才从一个县文管所里半买半调地搞到了手。
今天，她要把这东西带到北京，当面交给卫总裁。前些日子，贺处长打电话告诉她，说他要去北京开会，问她有什么事要办。她都没有说玉如意，这不是千儿百把块的事。她要亲自办，一是怕有个三长两短，二是尽量减少知情者。
电话铃又叫起来。她烦，不接，等它叫个够。
一份稿件
十点多钟，仲秋桌上的电话突然叫起来了。
说突然是事出有因，从他上班到现在，除了他打出过三个电话外（其中一个是打给金石公司总经理刘枚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打给派出所，一个是打给江兵的单位，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是他当主任以来很少有的寂静。
每天，只要他在桌前一坐，电话铃就响，对方好像有无线电监控设备，看见他来了似的。这个电话刚接完，将耳机一放到机座上，那电话铃又惊乍乍地叫，赶快又抓起耳机。好多时间，社会生活部几乎成了“信访办”，或者“市长公开电话”，弄得他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写稿。无奈，很多稿件，他只好在家里写。在家里写也不轻松，两室一小厅，妻子要看电视，有时兴趣来了还要打开影碟机OK几句，吵得你没法写稿。你要她将音量调小点，她说小了出不来效果。你再说，她反说你这个人没情趣，不如人家那些男人会生活。他只好等妻子睡了来写，时间长了，她又有意见：“你来睡将我惊醒了，半天睡不着〃他只好忍气吞声，心里感慨万端：女人啦，已经被时代和社会宠成了双刃剑。你要努力工作，多挣点钱，必然要花去一些休息时间，她有意见，说你不会生活，没有情趣，不陪她散步、跳舞、唱歌；你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有情趣会生活，她又有意见，说你看人家小芳的男人好会挣钱，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王姐的男人才得行，当总工程师了，还是人大代表！办公室不行，家里也不行，有时，他只好跑到图书馆去写，图书馆关门了，他就到咖啡馆去写。
这是今上午打进来的第一个电话。仲秋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响起了一个浑厚的专县地方口音：“仲秋呀，我是向太明。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向太明是去年调到晚报做第一副总编的。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文来富的老关系，好像当年还在他的手下工作过。来报社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调到报社是准备接现在的一把手、总编邹平的班。市里的领导特别是丁副书记对邹平已不满意了，尽管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但老不听招呼，总爱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市里说车匪路霸、强奸杀人、吸毒卖淫这些东西要少登，最好不登，他却说这些是新闻，老百姓有知情权，可以登一些，要不报纸就太平实了；市里说老百姓反映的有些问题不能登，以免扩大，引起举一反三，他说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写进宪法了的，等等。诸多表现，不像一个政治家。向太明来时，是丁副书记带着宣传部青部长、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等人来宣布的，说他党性强、政治觉悟高、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稍嫌不足的是业务水平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县里参与过县报的工作，对报纸的情况也是很在行的。他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拿了好几个文凭，在县上是有名的通才。现在，他还在读研究生班。市委充分相信，在他的协助下，晚报会办得更好。他来了不久，邹平就被安排进了党校。此时，向太明找他，会有什么事？
他搁下耳机，关上抽屉盒，随手拉过门乘电梯来到二十楼。向太明埋着头正在写什么，仲秋推门进来，他头也没有抬，像进入了无人之境。
“向总，”仲秋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说“你找我”，这是明知故问，说“我来了”，这是屁话。想了想，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向太明仍然埋着头，一副专注的样子，只是从喉咙，也许是从鼻孔里冒出一个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