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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书记、王县长，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运输力量，市里既然让县里支援，那咱们就得拿出十二万分的努力，将所有能动用的人员，尽可能的拉到市里，维持局面。”朱代东说。
“代东同志说的没错，仅仅依靠运输公司和汽运公司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需要五十辆汽车。”王力军说，上次去白马镇支援，县里的三百多名干部就是分三个批次去的，现在蔡书记已经下了死命令，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市政府，如果逾时未至，后果很严重。
“这个问题可以从农机厂解决，他们库存的农用车至少在五十辆以上，同时还可以从各个单位借调，所有领导干部的小车，各单位的公车，一律征用。”朱代东说。
“事不宜时，就按代东同志的建议办，县委县政府除了留下值班人员外，其余人，全部去市里。”田宇豪说。
“田书记，还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都着便装，到时与群众无法分别，我建议，所有人员除了要把身份证、工作证带在身上外，还得佩带明显的标志。”朱代东说。
“代东同志的考虑很周到啊。”田宇豪正要起身，听到朱代东的提议，又坐了下来。
要佩带明显的标识，一时之间也不能想到周到的办法，最后还是朱代东提出来，每人给块小红布，再发枚别针，把红布别在手臂上当标志。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县农机厂的农用三轮车、四轮车库存备得很足，有六十多辆，全部被县里征用。而且农机厂还提供了三十多名司机，农机用的驾驶虽然不用太大的技术，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开得动的。而其他的司机就从各个单位抽调，运输公司的车子虽然不多，但是司机却不少，一家就提供了二十来名，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因为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市政府，县里的主要领导，田宇豪、王力军、彭明、吴燕群、蔡君浩、赵金海已经跟着县公安局、消防队前往市里。而朱代东、曹长宽则在后面组织其他人，为了赶时间，就连分发红布和别针，也只能在路上进行。
农用车的速度跟小车是无法比的，何况还都是满载，这支浩浩荡荡、别开生面的车队，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市里。此时通往市政府的道路已经堵塞，所有人只能下车步行。幸好雨花县来的人都戴着明显的红布标识，一路上倒也没受什么阻碍。
到达市政府前时，已经是人山人海，但已经泾渭分明的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市里的下岗工人，朱代东目测了一下，大约有五千人以上。这么多人的集会，肯定得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这些人显然不是来自一个工厂，人群里还举着“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之类的标语。
而另外一个集团当然就是政府方面的，市里的警力、军分区的部队恐怕都被调了过来，建国以来，沙常市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示威。市委、市政府恐怕也从来没有应付过如此大的场面，一时之间只想自保，准确强行驱散群众。可越是这样，工人们就更加激愤，已经不时有骚乱发生，如果情况不加以制止，恐怕马上就会演变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动乱。
几年前发生的北京的那次动乱，此时还都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朱代东当时还在学校，但也印象深刻。沙常市可千万不能发生这么大的动乱，朱代东知道，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凭着自己的能力，他也能够做一些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比如找到工人集会的组织者，找到他们的领头人。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一章 改革需要有人牺牲！
朱代东要找出工人集会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这个念头刚刚升起，马上就熄灭。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堆在烈日下暴晒着的干柴，而且干柴之上还浇满了汽油，只要一点火星，马上就会燃起滔天大火。
哪怕只是随便抓一名工人，都会燃起火星，何况是抓他们的领头羊？那不异于拿着一把喷火枪，朝着这堆洒了汽油的干柴喷射一样。现在这里朱代东可不是老大，他最多算只小虾米。一切得依靠组织、相信组织、服从组织。
而组织在哪里？对现在的朱代东而言，组织就在离他几十米远的市政府大院里。朱代东跟曹长宽是在几名武警的护送下，才安然到达市府里。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除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外，各个县市的领导的都到齐。
朱代东到的时候，马上就有人给他送了一份相关材料给他，直到此时，朱代东才算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从九零开始，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就宣布按照中央政策对沙常产业经济进行战略调整，盘活经济。而市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私有制经济，并给予沿海地区的外资进入沙常投资以优惠政策。从九零年开始沙常市内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市政府出面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家，鼓励放手大干。
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但由于当时私企还是刚刚发展，在很多方面没有跟国企竞争的优势，国营企业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相反刚刚兴起的私营工厂由于劳动市场上的自由工人数量过少，因为那时国营工人还是有“铁饭碗”的终身保障，私企主们一直抱怨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为了提高效率，促进改革，沙常市政府宣布废除对工人子女的分配工作政策，实行企业与工人的双向选择，深化建设自由劳动力市场。
当时市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为将来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铺路，而从去年开始，沙常市正式制定了改革方案，并且经由省政府批准。雨花县当时也开始对县属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朱代东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县里的。
国企改制正式在全市实施！
政府也大力宣传“下岗分流，自由经济”的好处。当时市里的电视报纸广播里，报道最多的都是对国有制经济弊端的批判，例如：“国有制经济没有竞争优势！”，“国营企业工人由于拥有长期合同，工作消极！”，“国营企业给国家拖后腿”，“国营企业效率极低长期严重负债”。
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这些都是必须要走的历程。而在这些过程中，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工人阶级，感受到的痛苦最为明显。国有企业的这种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这也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今年，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工企业，而今天来的这些工人，主要来自这些军工企业的下岗工人。沙常市有好些大型军工企业，比如原来的三四六七九兵工厂，主要生产高射炮和舰船上的海炮，在80年代开始生产民品产品摩托车。但由于销售和某些质量问题，民用产品的摩托车销量并不大，几乎是从刚开始生产就亏损，一直到现在。
改制主要就是针对民品，宣布民品与军工脱离，民品破产，厂内民品车间的工人均被下岗。
还有一家军工企业是沙常机电厂，主要从事军事后勤设备生产！光是这两家军工企业，被买断工龄的工人就超过八千人，加上全市其他国企的下岗工人，沙常市的下岗工人已经超过十万。这还只是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可以说市里拿出了极大的魄力，一下子将十万人推向市场，他们当然会感到阵痛。
改革本来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框架，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必定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这样的改革有何意义，这样的改革，怎么能改革中国的命运？
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虽然心时清楚，市里对国有企业的改制是势在必行，可是面对这些工人的怨恨，用强制的办法只会激化矛盾。这些工人会觉得他们被抛弃，会觉得他们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还会置疑市里为何要把国有资产贱卖，因为那样，就是砸烂了他们的饭碗，让他们不再是单位上的人，不再是公家人。
他们一旦被推向社会，当然会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心中的怨恨会越来越深，当然会向政府发难，甚至走向极端！
改革会让人觉得痛苦，但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
朱代东理解工人们的感受，但他也知道，这是改革必然会造成的结果。有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防矛盾激化，最好的办法是暂缓或暂停改革的步伐，甚至先退一步也未尝不可。
如果朱代东现在坐在主席台的最中央，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这件事。但今天，负部责的是市委书记蔡文敏和市长黄子良。自己还只是一只小虾米，在市政府里面，还没有到被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
望着窗外外面的人山人海，听着他们的漫骂和指责，朱代东心想，中国的改革必将艰难而漫长。而这仅仅还只是经济改革，如果以后进行政治改革呢？现在进行根本不敢想像，在经济改革没有达到一定的成就，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提上日程。要不然的话，就连经济改革也必将失败！
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中国的事，再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都成了小事。但如果每个人的小事，汇聚到一起，就会变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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