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有的在后面踏着人家的凳梗，争取着能吃下一轮的位子。广州饭店的规矩，先食后计数交款，有位才有食，张庆欢看看黑板牌上写着各色各样菜名。再看那收款台上，收钱，收米票，接应不暇，桌上写牌挂着；“自带零钞，钱票当面点清”。一时心烦就说；你忙吧！我的行李你同我拿进后面放好，我在附近走走，七时你下班前我来和你一同回去好了。”
“好，好！讲实话，现在工作忙，食品紧张，家中少油水，一些人都想来饭店食点糖油制品，一开门，就生意很忙，不可开交。”
张庆欢走出店门，来到珠江河岸，望着路上行人，来来往往，衣着很是随便质朴。有的拿着粗糙的面包，走路很急，好像要赶着上工一样，又好像要去抢买什么似的。有的说；“走慢了，什么也买不到，为了要买点甜品，我们一天进几次公园，买门票只是为了能进公园买食品，那有心玩那公园。过去为游公园，今天为肚填。”另一个人又说；“进公园又要遇到食品售卖时间，他们不收米票，样子神气，慢腾腾的，有什么好卖，真像大老爷一样，要求他恩赐似的。”
张庆欢想；“过去听说，广州怎样繁华，今天变成物质紧张，一说苏联迫债， 一说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旱，三又说公社化，又说三面红旗的大跃进，这些究竟是那一个因素。就是百年未遇大旱，今年歉收今年紧，一年紧张也可以了吧！欠苏联的债有多重；付苏联人的债每人要一百元吧！多少，总不会这么重啊！影响如些深！大跃进破坏了一些财产，公社化共产风，也只损失一些财产，也不会如此啊！这些真耐心寻味，还是现行的政策不长五谷呢！旧时说广州一日千猪百羊万石米。各地源源不断运来各色货物，而今日市场到处紧张，是什么因素啊！我不想来广州工作，想来看一趟，我的心怎么呢！我做什么事业才好，国家怎样才能建设好呢﹗人心怎样才会缓和，我真不知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紧况，政策有错，就怕不改，损失再大也可复回，要及时回头，如何说呢？我也过於天真了吧！”
张庆欢想着边走，眼看时关不早，逐回云平餐馆，且按下不题。
曾高平会今日很早就回到家里，因为没有去打球，只是和梁美静坐了一回，就没有到其它地方，回到家时父亲刚从学校回来。他的父亲叫曾再生，是广州梅岗中学的老师，一八五七年被划成右派，降职降新，原是教导主任，现在只是一般教师。今年四十二岁，长得面大黑色，身体雄壮，见高平回来就说；“高平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
“今日只在街上玩了一回，遇到老同学，说了一阵闲言，无别的事就早一点回家”。曾高平应道。
曾再生一听说遇到老同学说了一阵闲言，吓了一跳，心中很不快慰地道；
“我不是说吗！你学体育就算了，说什么闲言，你讲闲言，政治上可就没有什么闲言，不好的就是反动之言了。断章取义的事，我也见过不少，问事不知，无事早归。我以前也想，百家争鸣，说了有什么怕的，又说不打棍子，不抓辩子，不戴帽子，我在反右运动开头还是核心小组成员，斗倒不少右派，到了后期，我因引经据典，去评那些右派，还说什么思想也不是绝对的，这是罪有应得，因为绝对的思想是存在的，我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他们问我毛泽东思想是否绝对的，我也未指其名。”
“你为什么要到经据典呢！”曾高平质问父亲说；
“不这样分析他们，他们就评不上右派，利用一点，不及其佘，无限上纲，使他们无可反驳。我是语文教师，古典比较懂得，没有二下子，也下不了场，一般都是老大学生，他们有才能，瞧不起领导，要权要高薪，我吗？我也不是不要权，借此发挥自己的才干，不想过了头，也成了右派。这样的情况我知的，也不单是我，当时要我做右派，要我认帐，还对我说，答了字吧！早承认早脱帽，要区别对待，有出路的，我也想迟承认不如早承认。希望早结束，少纠缠，希望早日解放，不想到现在几年，还是右派，同学不能叫我老师，叫我先生，真气死我，只用我一技之长。我想忍得一时之气，不计了吧！他们看我，我不看他，学生叫我先生，我更镇静些，有什么办法，将我置以死地，才快活，我不但没有脱帽，反而出了很多令我痛心的事，说错一句话，也说我要想翻天，我有什么能力去翻天啊！”
曾高平听了默语无言，自己虽然也感到已经累及，不能想什么进步之事，只是想掂好身体，看做什么工作，此生前途若何，不知去向。由它奔流出海吧﹗我已无可自制了。
曾再生又问；“你的同学想做什么工作，你对他如此好说。”心中又是旧病复发，不讲是非，也想知是非，人总有好知之心。
曾高平说；“她想当作家，你还敢想；”
曾再生又问；“你对她说些什么？”
曾高平说；“我只是说希望她写一些符合人民愿望的作名。不过这也不简单，要术是高的，就事论事也是没有生气的，你是教文学的，会不知这些吗？我这样说也总不会犯事啊﹗”
“符合潮流才好啊﹗相机而行，讲话要看主人面，写出符合国家的意志，作品才能问世。政於人心吗？很难说，什么是人心意向呢？比如反右派，有些人觉得这样干不很好，但又说人民拍手称快，其实多少人能理解运动呢？过了十年，也不会理解上次运动的作用，阶级斗争，是怎样理解，现在我更想不清楚。”再生老师好像他忘了他是怎样被评为右派，今晚又喝了点酒，一时胆壮，多年不说话，现在又唠唠叨叨的，好像兴来了，就忘了疮痛。
曾高平说；“记着吧；这些话一说就不好了，在同行而前不能说啊﹗有一些人每天寻找立功机会，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你的话一落到他耳朵里，又要斗几天几夜，搞得一些好同事，也得跟着忙几个晚上才住手，吹毛求疵。就是过去说的，‘和上无眠，孝子无睡﹗人们是想安静，但他们说，树欲静，风不止，其实这是他生风，是那一个人无事生非，扩大事实，搞得国无宁日呢﹗有的专靠此升职，欺骗上级，无中生有。”
“算了，算了，不要搞到父子右派，又说你是孝子贤孙，今日就谈到这里，你慢慢才知怎样做人，六十六，学不足，处世的知识，我还要从头学起。”再生说着边走边摇头，“如果现在又有什么运动，儿子也要斗父亲，不然你的出路也有问题。”
“我保证不这样做。”曾高平直捷了当地说。
“太义灭亲，是自古有的，也是值得赞扬。”
曾高平听了很不满地说。“大义灭亲是要的，反党叛国投敌自然不行谁都可讨之。但用上纲，无中生有，这叫什么大义，大义是不是用分析，叛国投敌，证据确实才是。用某一句话扩大含义，人云亦云，说什么大义灭亲，只是投机取巧”。
“我不想你也有这些才学，‘大义’二字不容易做到，过去也有各守臣节，不是一律相强的”再生说；。
“我现在也完了，想什么进步也已成泡影，但我也不怨你，因为你的错误好像好心人，办了坏事，犯错误，连自己也不知实质。”高平说；“初解放我才七八岁，你分了田，当了乡教师，以后又调来广州，我想我进城市，有希望了，不想你又成了右派，这是命运啊﹗这不是八字命运，就是个人和国家相关的命运，国家强大，工厂林立，自然要当工人是容易的。不想经过人民公社，大学又下放，工厂压缩，城市又说要减人，我的最低要术，当工厂也难了。这也是又要打回老家去，就地干了，”
“不当工人就当农民，反正总可生活吗﹗多少贫下中农也是耕田吗？不过你不是从小锻炼，中年出家，辛苦点罢了，”再生安慰着他的儿子，自己也并非没有一点痛苦的心情。
“我也不是怨父亲，因为你不是呼反动口号，打倒谁，又不是想参加反革命组织，不是当美日特务，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很多老革命身上。我难道没有看到吗？以后也有很多运动，每次运动，都有一批人当成敌人。”曾高平喝了口水接着又说；“只要国家早日强大，我可以安居乐业就好了。”
“我出身在贫农家庭，本质好，皮白肉红。”
“没有改造好世界观，就会退步，”曾高平说。
再生忽然想起有一事儿说；“我还要到学校，校长要找我谈话，现在七时多，还来得及，八时准时去到”。他看看表，忙着出去 。
曾高平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不知凶吉，心中也感不快。想这样的被叫的同时，高平也是提心吊胆的等着他父亲回来，问清了底里，才会松了口气，没事的人天阔地阔，有事的人又不同了。
七时多了，张庆欢和林运华二个人搭上公共汽车，回到越秀下街的居民住区的一间简陋房子。街上萤光灯灰暗，把人也影成阴白不成样子，很肉酸的青面人，显示出可怕颜色 。
林运华说；“这里就是我的住家，在风雨城回来以后，因为房子紧张，千求人，万求人，才安排这样一间房子。我是老广州居民。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离开才二年左右，因此还不能否认我。你看只这房间仔，要住四个人，三个小孩子同我。日里为厅，夜里地面亦为床。”她边指着看看桌面的用具，站在门口说。
张庆欢说；“广州房子紧张，但人人向往，人多了，就紧了，乡下的房子很宽大，但走的人多，这是什么道观。看来一个人不是单单为了住地”。
林运华说；“我在风雨城的1957年至1958年，还算物质丰盈。据说我离开后，情况就开始不同了，物质紧张了，菜市也变差了，供应不正常了。”
张庆欢说；“是的1958年以后物质开始少了，以后就变得什么都少了。比如1959年国庆大庆那天，人们在家都饿得不能一餐饱，指望在大庆时能大量供应食品一下。有的乡下人都带齐了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