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元年（172），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
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wòchuò）之事在这里都出现了。
裸游馆中。平三年（186），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千间裸游馆。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这里裸体游玩，他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宫女执篙划船，有时灵帝也同她们一同裸游。流香渠灵帝与宫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饮酒作乐，经常通宵达旦。西域进献了茵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每当灵帝在醉梦中醒不过来时，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宫中市。灵帝在后宫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灵帝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灵帝还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卖官店。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与荒乱的皇帝。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灵帝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现象，但只是通过这一手段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灵帝之时，卖官鬻爵却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公开卖官从光和元年（178）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卖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灵帝自己的腰包。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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