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联援华，造成中国最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驼峰（the Hump）空运，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联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4＇。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联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助益太大了。
苏联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联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苏联切断了中国的对外通路，使得中国必须完全依赖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丘吉尔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国，也引爆了中国与英国甚至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后的历史命运。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中国的处境虽）。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5＇，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滨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附注：
＇1＇ 以战争的观点而言，假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立刻终止向日本大量出售石油、钢铁、橡胶等战争原料，日军很快地就会在中国战场失去了战力。日军不但在中国必须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恐怕也无法攻占武汉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它更是没有力量发动太平洋战争。
＇2＇ 以此时作者的先父正在广东，眼见这种“打高空”的抗日表现，非常之着急与失望，最后断然决定北上延安，报名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有组织、训练的抗日作战。
＇3＇ 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
＇4＇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援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
＇5＇ 蒋介石并且完全不接受日本屡次向中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尤其到了后期，日本事实上给中国之条件是越来越有利。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27。1 皇民与汉奸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