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17。5 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特别临时将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