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15部分

　　＇5＇　谁知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准备将计就计、借力使力，让日本暂时在东北完全得逞，结下中日爆发大战的历史引信。中、日之战，必将是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来对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

　　＇6＇　这再一次的证明，日本人只有赢与输、没有对与错的观念，关东军既然获得连胜，成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就没有抗命与违法的问题存在，反而是约束关东军侵略的参谋本部，成为了需要整肃与改组的机构。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