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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
“王荆公变法，因为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扰，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为所欲为，结果官逼民反。我们变革，也是一言堂，同样没有对手，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但危险性更大，稍有错误，必定引一连串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帅和朝中大臣在变革的时候充分总结了文荆。公和蔡京变法失败的教训，尤其在财经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愤，但到目前为止，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但效果不明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步子迈得太大，失败了；蔡京主政后，步伐不是迈得太大，而是打马飞奔，结果一败涂地。”
“两人失败的原因，归究起来都是一个，财经制度。改革的失败。本朝赋税两大块，田赋，就是土地税，在乡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税，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诸如身丁税、官田税都有限，要想增加赋税收入，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
“本朝土地税是。两税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确保田赋不减。”
“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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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
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
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第二十二章 声讨范直昌
范直昌至此把他的变革思路说得很清楚了。
本朝赋税收入来源于城市和乡村，来源于土地制度和公商制度。土地制度和田赋是国之根本，不能改，而且从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也没有修改的必要。工商制度和商税随即成为本朝增赋的重要途径，而本朝的工商制度尚不完善，商税还有提高的巨大空间，这是财经制度改革的重点。
土地私有化制度造成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造成国家动荡，本朝为此要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资源优化机制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来平衡和缓解这种矛盾，以此来赢得民心，稳定王国。
本朝的变革目标是国强民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要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除农业以外的其它行业中去，而大力展工商业是第一选择，以增加国家总财富；其次就是合理分配财富，而合理分配财富是建立在总财富的增长基础上，并用商税调节等各种手段让国库增收，确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同时维护官僚富豪和商贾的利益，竭尽全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国祚。
“总帅下令召集西北、川蜀、荆湖、京西、中原各地巨商富贾到长安共议变革大计，的确是一招妙棋，可以让朝廷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财经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同时也能得到大量的援助，并利用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迅稳定各路州府。”
范直昌称赞道，“总帅高瞻远瞩，非同凡响啦。”
“我请他们来，不会是想打劫而已。”
李虎笑道，“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思路大开，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
“王荆公也好，蔡京也好，变法。的最大对手就是官僚富豪和巨商富贾。”
范直昌说道，“文荆公被他们打败了，而蔡京上台后，实施雷霆手段，先是把元佑党人踩到了脚底下，接着又连续颁布榷茶制度、修改盐法、滥放钱引等一系列财经新政，让各地富豪商贾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川蜀商贾，因为被蔡京强行实施‘钱引’制度，其损失之大更是惨不忍睹。总帅主政后，马上废止了蔡京推行的那些新政中的蜕变部分，赢得了各地富豪商贾的称赞，尤其是川蜀商贾，更是对总帅感恩戴德。”
“总帅只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赢得这些富豪商贾的信任和支持，不但变革可以顺利推行，还能迅稳定地方形势。”
范直昌神色凝重，语气非常诚恳，“从目前形势来看，总帅必须摄政，否则没办法安抚虎烈诸将，但总帅独自摄政，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地方上极有可能生叛乱。这时候，总帅如果能让这些富豪商贾心甘情愿地拿钱拿粮出来帮你打天下，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