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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1012房的恐怖（2）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奸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12房的恐怖（3）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
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