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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将福、泉、漳、广四州的商家全部惹怒了。有钱的大商人们纷纷效仿尤、利、田、赛等人，捐粮捐物帮福建大都督府赈灾，以此换取自己在即将举行的约法会上的发言权。而财力有所不及中、小商家，则出钱雇佣了大批文人，在报纸上对腐儒们的言论进行反击。从玄皋犒师、吕不韦兴秦，一直说到大都督府成立近四年来商人们所做的贡献，举例说明商人们非但不是祸国殃民之人，而且比儒者有良心。请儒者们自己拍胸脯算一算，每当国家危亡之时，投降外族的名流中，到底商人居多，还是儒者居多？
双方打了个不亦乐乎，在陈吊眼和完颜靖远的压制下，都不敢采用武力，只能试图用言语贬损对手。短短数日内，大商人们私下买卖良家妇女淫乐，仗财力欺压良善，趁天灾囤积居奇的“丑行”，和大儒们搬弄是非，朝秦暮楚，卖国求荣，说一套做一套的“壮举”都被翻了出来。虽然这些事情大多数是牵强附会，查无实据，依然让看热闹的百姓大开眼界。
最近几年，通过工人夜校和军队学堂的培训，城市中识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平素本来对报纸不感兴趣，见争论双方吵得如此热烈，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名人隐私上面。一些私人开办的小报销量由此扶摇直上，隐隐有逼近官办的《华夏旧闻》的势头。
“原来那些衣着光鲜的人，也有如此不堪的一面！”道边小店里，替人打杂的小伙计们一手托着油乎乎的报纸，一手拿着作为午餐的热乎包子，边吃边想。
为了让更多的人站在自己这边以壮声势，报纸上的文章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半白话。这正好符合了市井百姓识字不多的特点。
“赶快吃，吃完了抓紧时间帮帐房赶工。月底东家赶着要上半年的结算明细呢！”掌柜地从柜台后探出半个脑袋来，不满意地嚷嚷。
“哎！”小伙计答应一声，将半个包子一把塞入口内，顺手将裹包子的旧报纸团成一团，扔进了门后刚刚做好没多久的垃圾篓里。
“败家玩意，看完了么就乱扔。难道那是大风刮来的么！”掌柜的不知道是心疼自己的新垃圾篓还是心疼那半张报纸，大声骂道。
“旧的，旧的，三天前的。人家王家包子铺用来裹包子的！”小伙计见掌柜发怒，赶紧嘟嘟囔囔地解释。
“旧的也不能乱扔，有字的纸都是斯文！拣回来，有空给我念念，让我听听朱大圣人又怎么逼良为娼，许大名士又怎么千里求官了！这帮家伙，满嘴仁义道德，其实没一个好鸟！”掌柜的骂声渐低，不经意间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帮家伙，没一个好鸟儿！这句话，已经渐渐成了市井百姓对儒林和商侣的共识。套在头上的光环和神秘感消失后，一些人的本来面目在百姓眼中渐渐真切。在很多人眼中，商人为了谋求私利不择手段，形象固然可憎，但他们言行一致，从来不掩饰自己逐利的心思。而那些儒者们，嘴巴里说的都是为国为民，都是圣人般的大道理，暗地里追逐一己私利却做得比商人还直接。从做人坦荡这一角度上，显然商人的人格比儒者们还要高尚些。
还有有心人研究了大宋南渡以来的历史后，突然发现，原来商侣和儒者本来就是一家。自从康王南渡后，每逢殿试，就有大商家到金榜下“捉女婿”。那些凑巧金榜题名，又囊中羞涩的儒生，往往中了进士，立刻与商人们联姻。凭借商人的财力，他们在仕途上青云直上。而青云直上后的他们，又每每将手中权力“出租”出去，为商人们谋取更多的财富。（酒徒注：金榜下捉女婿是宋代商人们寻求利益代言人的一种方式。现代学者认为，这标志了宋代的商人阶层初步形成，并且第一次有了参政欲望。）
立刻有人将这种观点发表出来，质疑商人和儒者参政的合法性。报纸上的嘴架从楚汉争雄打成了三国演义，越打越乱。
“靠这些嘴巴比鸭子还硬，骨头比水蛇还软的儒生，还有见利忘义，什么都敢卖的黑心商人能制定出兴国之策么？”七月中旬，有人在报纸上大声质问道。
吵做一团的商人和儒者们都楞住了，突然间，大伙觉得自己先前的举止非常愚蠢。光顾着向彼此身上泼脏水，却忘了眼下福建和两广实力最大的不是商家，不是儒林，而是文天祥极其领导下的军人和地方官吏。
军人们有击败蒙古人，恢复两广与福建的赫赫战功。最初选举出来的那批地方官吏们，亦有与破虏军共患难，为了百姓不顾牺牲身家性命的义举。这片残破的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是他们守住的，论起功劳和民望来，谁也没有他们大。
如果他们提出来，与国无功者无权参与约法，那么，眼下嚷嚷得最欢的儒者们，将第一个被从约法大会中剔除出去。他们参政的理由甚至不能和商人比，商人们好歹还为国捐献了一笔财物，顶着赈灾的美名，而儒者们，除了给大都督府添乱外，什么好事都没有干。
几乎在一夜之间，报纸上的文章纷纷转移了口风。互相攻击的犀利文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恭维。有几篇不署名的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赞颂了商人们在抗击瘟疫和赈济灾民过程发挥的作用，认为虽然有不法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但作为一个整体，商人们大多数还是好样的。至于过去种种不肖行为，都已经是过去，如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商人们重金雇佣的喉舌也投桃报李，认为儒林中虽然多有不肖人物，但古今大贤大圣，也多出自儒林。甚至连被儒者们不动声色开除出列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和福建安抚使陈龙复，也都被悄悄地贯上了当世大儒的名号，成了儒林公认的新领袖。
大儒们立刻撰写文章，认为福建大都督府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士工农商，皆曾为其尽力。虽然有人的作用很显赫，有些人的作用暂时看不出来，但毕竟大伙都曾为国出了力。治国之策，应该考虑到所有出力者的想法，而不能是单凭功劳显赫者说得算。
文天祥不是曾经问过大伙打天下的人是否一定就得掌握治理天下的权柄的问题么？儒者们迫不及待地引经据典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政者，众人之事也。故国以民为本，政以民称便，而非武功之红利也！”。他们认为，打天下主要靠武人，但治理天下与领兵打仗并不是同一门学问，打天下与治理天下，没有必然的关系。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国家应该广开门路，选贤与能，而不应该把天下权柄论功行赏。否则，那就和北元的强盗分赃般治国方法没有了区别。
儒者们声称，纵观古今，在治理国家，延续国运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还是儒学。所以，约法大会应该订立儒学的地位，以新兴的理学为治国根本。同时，给商人一部分权力，让他们为国敛财。保障武将的一部分利益，让武将在儒者的指导下，收复故宋失地，把北元赶回漠北去。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皆本也。”商人们的代言者立刻写了文章反驳这种论调，这次，文字写得非常平和，不再挖掘对方隐私，而是引经据典地说明，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并非只一种学问。儒家的《论语》诚然为经典，而《吕氏春秋》所表达的道理，也未必比儒学差，并且里边还有更多应用实例。
本着寻求最大同盟军的原则，商人们在报纸上，肯定了两年多来那批民选官员的政绩。认为他们从百姓中来，想百姓所想，无论治理地方的能力和花费的心思，都比那些读了几天书，便自以为天下尽在掌握的书生们强得多。而武将们虽然不知道如何治国，但他们劳苦功高，为福建和两广流血流汗，所以，他们和曾经为国出钱出力的商人们一样，理所当然在约法会上有发言权。否则，将来谁还肯为国出力，谁还肯为国出钱。毕竟这天下之间圣人少而庸人众，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半点私心。
商人们引用姜太公兵法上的古训说，正因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大伙才有同利。同利的情况下，众人的力量才能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让百姓都理解圣人之道需要几百或上千年时间，但让百姓明白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只要执政者稍稍做一些保护私产的行为，就足够了。实现起来，比教化百姓理解儒家经典简单得多，也贴近现实得多。
儒者不满，写文章反驳。认为商人见识短浅，并把陈龙复先前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搬了出来。
商人们的枪手写文章反驳道：“若无百姓之利，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者一人获其利；天下亡，则君者一人罹其难，黎庶无与焉。所谓黎庶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非其力不食，非其利不得，与天下无争之匹夫也。天下兴，于匹夫何利？天下亡，于匹夫何害？”
一波新的论战再次掀起，由于大都督府的刻意纵容，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冲撞着人们的头脑承受低限。
针对这种情况，大都督府下令，“言者无罪，诸人皆有说话之权，与是非对错无关！”并重申，可以在报纸论战，不可以侮辱性语言攻击对方亲属。亦不可以动用手中力量强迫对手就范。否则，大都督府将以先例既开之故，借非常手段维持秩序。
所谓非常手段，按大伙的理解就是军队。据情报部门传回来的消息，江南西路的北元军中亦爆发大规模瘟疫，达春老贼害人终害己，短时间再没有力量南下。而福建大都督府麾下受瘟疫影响减员最厉害的陈吊眼部，正好被大都督府调回福、泉两州，一方面招募训练流民入伍，补足士兵人数。另一方面，承担起维持地方治安之责，防止有人给约法会捣乱。
捣乱的罪名，是辩论各方谁也不愿意承担的。是以报纸上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