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都变成了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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