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
比她小三岁的鲁迅是绍兴城里的望族子弟。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先在江西当知县，后升调京城任内阁中书，他家的门头上，醒目地挂着“钦点”、“翰林”的牌匾。他的家产，还有水田四五十亩，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官僚加地主”家庭。
但是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一时昏头，为亲友向负责科举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行贿事发，畏惧这一大罪的祖父先四处避难，后绝望自首，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接着，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后于次年散手人寰，留下寡妻和四个儿子。
短短三年时间，鲁迅的家庭从显赫跌入了困顿，身为长子长孙的他在这剧变中尝尽了世态炎凉。及至成年，十八岁的鲁迅去参加科举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里名列第一百三十六；在他准备参加绍兴府的复试时，一个小弟弟病亡，使他心情大坏，没去应考。他本就对科举没有热情，此后再未参加过考试。
不考科举，鲁迅去上了在当时人观念里尽是“邪说”、不算“正路”的新式学堂。他先去了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这个半军校的学堂里呆了半年，见识了把“钊”字读为“钧”的教员，后来在因讥笑说地球的“东半球公转、西半球自转”的教员而在两天内被连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之后，鲁迅转学到矿路学堂。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现代科学，成绩也多半是第一名。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学医学，再返回东京学德语、读杂书。他在日本呆了七年多。这一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更开阔了眼界，深化了思想，同时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结识了房东之女羽太信子，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久远、巨大的影响。
负笈日本时，鲁迅已经二十一岁，在三年前，他的母亲鲁瑞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就是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鲁瑞对她的温和、驯顺和勤劳赞不绝口。
鲁迅对包办婚姻这样的做法十分厌恶，但他对家道中落后承受无数风吹雨打的母亲却非常孝敬。鲁迅一生大约用过一百五十八个笔名，最常用的是“鲁迅”，原因就是母亲姓鲁。他接受了订婚。
订婚后，鲁迅连去见未来妻子的兴趣都没有，尽量拖延完婚。1902年和1903年，鲁迅两次从日本回家，母亲和朱家屡屡催促成婚，都没办成婚礼，鲁迅只叫朱家先让朱安放脚，并进学堂读书。到1906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了，鲁瑞觉得再拖下去无法对朱家交代，就使出了强硬手段。
鲁瑞给在日本的鲁迅连连去信，催他回家完婚，有时一天两封。对这门婚事极其抵触的鲁迅苦不堪言，说，“我因为生气和烦躁被搞得神经衰弱”；鲁瑞最后托人再写来一信，说“母病重速归”！
无可奈何的鲁迅从日本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鲁瑞哪有一点病容？鲁迅在被母亲安排单独长谈后，立即被人换上礼服，安上一条假辫子，准备迎娶他的新娘朱安。
花轿来了，轿帘掀开，先伸下一只脚，这只脚倒不算太小，不象始终被裹着的。新娘下轿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鞋子掉了，一只标准的三寸金莲露在众人前，掉在一边的那只鞋子里原来充塞了棉花。
为鲁迅始终拖延不肯娶自己而忐忑不安多年的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就在上轿前特意做了这样一番掩饰。刚下轿就败露，新娘朱安的表情极其狼狈。
订婚已七年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人：身材瘦小，面色灰黄，尖下颌，凸前额，与美丽、青春无关。
呆若木鸡的鲁迅在司仪的安排下机械地和朱安拜着天地。鞭炮齐鸣的热闹婚礼，掩盖着一代思想文化巨匠和一个平凡女子之间就要发生的巨大悲剧。
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只敢小心轻声地说两个字：“睡吧。” 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
第二天鲁迅连新房都没进，在母亲屋里看了半夜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屋里。
第三天，鲁迅还是睡在母亲房间。
恐慌和羞耻，惊疑和痛苦，新婚的朱安在空空的新房里手足无措，天天流泪。
没有蜜月，完了婚的鲁迅迅速回了日本；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这次他在家的时间，一般认为只有四天，最长也不过半个多月。
谈及婚事，鲁迅对友人周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深受现代新思潮浸染的鲁迅，时刻思索着中国人应有的“新的人生”，面对自身命运的这一反讽式安排，内心的痛苦并不在被他冷淡的朱安之下。
对母亲给的这份“礼物”，鲁迅并没有“好好地供养它”。1909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次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转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在绍兴工作，离家很近，他却只偶尔在周末回去看看母亲，其余时间就只身留在学校，要么批改学生作业，要么通宵读书和整理古籍。
他是尽量不与朱安接触，他认为这不该是他的妻子。内心苦闷中，三十来岁的鲁迅无心修理边幅，看上去几乎象个老人。
孝顺的鲁迅没有明言埋怨母亲，只曲折地流露心迹。他有一句关于母爱的名言：“母爱就像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又不舒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就是母亲为他包办了一桩完全不符合他心意的婚姻、为他造成了终身痛苦吗？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由孙中山换了袁世凯，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到北京开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鲁迅独居；朱安则在绍兴家乡，尽心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凉。
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花费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时代是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时代之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同志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间。
三进院落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使鲁迅在绍兴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全家团聚，而且鲁迅在那时正逐渐声望鹊起，但他却没有好心情：因为朱安也来了。
以前鲁迅和朱安避开，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倒也给了彼此安静。如今到了一个屋檐下，矛盾再也无法避免。
朱安婚后十三年，不但没有和鲁迅过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几乎没得到鲁迅一个笑脸。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鲁瑞，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这桩可怜的婚姻，她觉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到1919年，鲁迅终于让她搬来北京，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当京官”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娘家和当地也恢复了脸面。
然而漫长的十三年一点也没有改变鲁迅对她的冷漠态度。鲁迅无比悲凉地知道，这个因母亲的原因而凭空插进自己生活的女人，毁掉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终身幸福；尽管自己全副的现代思想主张，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看见朱安，就像看见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湾的日子，对朱安不啻是恶梦。朱安擅长烹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绍兴菜，但她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只因母亲在一桌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经意穿上，不料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甚至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也找茬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还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温和驯良，这么多年也已习惯鲁迅对她的态度。在鲁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着鲁迅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来往、交谈，也的确感到这个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她除了感叹自己的命不好，对鲁迅并没有怨恨，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
但她堂堂正正嫁给了鲁迅，是正宗的鲁迅夫人，她任劳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实心把自己当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会在外人面前摆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比如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她就会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然后在学生们“师母”的呼唤中得到满心甜蜜，尽管她知道鲁迅非常厌烦她的出现。
朱安最大的梦想，就是丈夫鲁迅能接受她，和鲁迅成为正常的夫妇。她想接近鲁迅，可又不知该怎样接近。鲁迅心情好时，也和她闲聊。有次鲁迅说到某种食品，说十分好吃；受宠若惊的朱安赶紧接口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鲁迅的脸立即沉下来：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国没有。她的凑趣，反而更添鲁迅的恶感。
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