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托：第一，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看望照料者眼泪长流，拼命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羞答答的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反袁人士（这些人只好又流亡海外），并在国会等机构中大力清洗国民党人。
发动二次革命，今天看来，应是孙中山的又一“迷误”。民国初年，效法西方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刺宋案按照法律程序走得很规范，总理赵秉钧照样被地方检查厅传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秉钧和袁世凯；而且哀兵动人，社会对深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家人莫名其妙死于非命广泛同情。然而孙中山在狂怒之下，没有采纳黄兴的意见，立即选择了武力，这就让事情脱离法律轨道，走上“谁打赢了谁有理”的歪路。当然，按照法律把袁世凯送上审判台是不可能，但呼之欲出的法律结论会让他丧尽道义支持，此后很可能再不敢恃势胡来。
一句话：用法律，国民党人难讨公道，但会孤立袁世凯，特别是会为后来开一个“凡事诉诸法律”的好头；而“二次革命”，更是会输，却为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同样是输，采取“革命”手段，效果远离进步人士的理想。
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既为清肃了反袁力量而松了口气，又在刺宋案中焦头烂额，充分尝到了共和的厉害。袁世凯现在憋足了劲，要一步步把所有牵绊自己的东西都除去！
早在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典礼在北京举行时，袁世凯竟不出席，以示对国会的藐视。
然而袁世凯还有用得上国会的地方，因为他的大总统前还有“临时”二字，想去掉难听的“临时”，当个正式的，总不能不要国会投票选举。
当时民国还没有宪法，只以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替，因此正常程序是：先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而袁世凯已等不及了，他要在10月10日国庆日前正式当上大总统，就来个“倒着走”：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
袁世凯以国家没有正式总统跟国际上打交道不方便为由，要求从速选举总统；接着，也急于去掉“临时”二字的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领衔，会同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再接下来，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再制定宪法。
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制定完成；10月6日，大总统开选。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用无计名投票方式，得票超过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者当选；若第一轮无人符合当选，则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再无人当选，第二轮里得票最多两人为候选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两人里得票多者并超过总票数一半者当选。
令袁世凯颜面扫地、恼羞成怒的是，他在满以为胜券在握并使尽阴招的情况下，竟差点没选上！
10月6日选举第一轮开票后，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都不符合当选条件，于是进入第二轮；第二轮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黎元洪得一百六十一票，还是都不符合当选条件。
为了万无一失，袁世凯事先让手下纠集一帮无赖泼皮，组成“公民团”，在会厅门外集结，朝议员吹胡子瞪眼，高喊：“袁大总统万岁！一定要选袁大总统！”“谁不选袁大总统，我们跟他没完！”老袁两选不中，而一次开票要耗时四小时，议员们饿得发昏，“公民团”却围在门口，声称不选出袁大总统都不许出去！前来送饭的也被他们围住，只有声明是“为投票给袁大总统的议员送饭”才许进。
到了晚上10时，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对决的第三轮投票终于有了结果，袁世凯得票五百零七张，超过了黎元洪，也超过了总票数的一半。袁世凯总算当选。
结果出来，会厅响起几下巴掌声。议员们不愿意鼓掌，也早就饿得鼓不动掌了。而那些个“公民”，听到老袁当选，立即一哄而散，去领赏钱了。
热锅上蚂蚁般等待一天的袁世凯得知自己终于当选，再也支撑不住，颓然倒在椅子上。
先用“公民团请愿”围攻，虽然卑鄙，但也勉强还算利用的是“现代政治规则”；再用饿饭的方法逼，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特大奇闻。
第二天选副总统，门口的“公民团”就不见了；而黎元洪第一轮就得六百一十票，一次性当选，和袁世凯当选的窘状形成鲜明对比。
当初逼清帝退位、接受孙中山让位之时的袁世凯，口口声声拥护共和，说“共和为最良之国体，世界所公认”，如今在袁世凯心里，世界上最可恨的东西就是这个共和，害得他不能自由用权，现在三轮选举才勉强过关又丢了老脸。最直接恨死的，就是国会。
1913年10月10日10时10分，在这个“十全十美”的时辰，袁世凯在保和殿就任正式大总统。为了报复国会，在就职仪式上，他把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官员安排在殿中间，而把国会议员安排在偏远朝房，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而按照《约法》，总统是国会选举的，要对国会负责！
袁世凯的这些做为，表明再显赫的身份、地位，也遮掩不了他那颗终身无法改变的小人之心。
废除《约法》，解散国会！袁世凯“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他提出，《约法》和国会是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让大总统不能行使职权，害万民于水深火热；他要求，把原属国会的外交权、人事权等等都交给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解散国会从清洗国民党议员开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称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