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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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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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 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

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 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 月3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

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 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 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

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 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

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

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 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 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 万左右,工厂1。2 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 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 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 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 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 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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