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解放的，我应该为人民出力，我不能留下。。”20多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指导员非常感动，就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齐出发了。
他们轻装急进，迅速迫近残敌逃奔的大庙村和叶当村。匪军正围着大火烤衣服，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抢老百姓的东西，乱成一片。
三连立即行动。副连长带二排沿河沟直取大庙，连长带三排通过稻田、水沟，拿下了叶当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有的同志过河沟时也掉了鞋子，脚踏在稻茬子都刺出了血。
枪声一响，敌人大乱，刚进村子的敌五十五军残部340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村中敌人尚未杀死的猪还在惨叫，大米在锅里浸着，菜在锅里烧着。敌军俘虏惊奇地看着打赤脚的解放军指战员，感叹说：“你们真行：追的我们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厉害！厉害！”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4月178必须解决问题。周恩来：国共两党绝不是兄弟之争！刘伯承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士兵向军长发起挑战。刘伯承：气可鼓而不可泄！秦基伟：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保证第一个打过长江去！
4月13日，香山双清别墅。
一夜没睡的毛泽东，顺手关上桌上的台灯，起身走到窗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疲乏的筋骨，双目久久凝视着窗外蒙蒙亮的天空。
他的思绪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方。。
这几天，和平谈判已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从南方发来的电报也明显增多，对因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问题甚感忧虑。
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
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
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恩来同志：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
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4月13日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
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
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
“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